吳志菲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作為國家最主要的理財人，難免給人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其實，生活中的陳雲非常平易近人，有著一種獨特的人格魅力。筆者曾多次走進中南海，採訪過這位開國偉人的親屬和他生前身邊的工作人員，力求還原一個平民陳雲，在陳雲110周年誕辰之際，以饗讀者。
“槍斃”宣傳自己的文章
20世紀90年代中期，正在播出的電視連續劇《陳雲出川》突然停播。關於這件事，陳雲夫人於若木在生前接受採訪時介紹說：四川省委組織部的一名干部了解到，陳雲在紅軍長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從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蘇聯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陳雲出川的過程十分富有戲劇性，他是由當時任四川雅安小學校長的席懋昭護送出川的。於是，根據席懋昭生前的回憶材料，那位干部寫成電視劇本《陳雲出川》，由峨眉電影制片廠拍攝。此劇本經陳雲的秘書和陳雲家屬商量，同意拍攝，但未向陳雲報告。
電視連續劇《陳雲出川》拍好后，經有關部門審查通過，由中央電視台播出。
陳雲晚年患白內障及青光眼，視力很差，不看電視，隻在每天一早一晚收聽電台的“新聞聯播”。如果有事，就叫人把廣播錄下來，等有空時補聽。陳雲不看電視，本來不會知道《陳雲出川》的播出，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都自覺地不向他透露。不料，一位新來的護士不知道要對陳雲保密這件事，她跟陳雲說起在電視裡看了《陳雲出川》，很精彩，陳雲一聽，連忙問：“什麼《陳雲出川》？”
當陳雲知道拍了這麼一部電視連續劇之后，當即叫來秘書，要他把劇本讀給自己聽。聽罷，他遂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要求停播電視劇。於是，央視執行了中途停播該劇的指示。
這就是陳雲，一個謙遜有余的陳雲。早在1945年5月，陳雲便在中共七大上這麼說：“假如你在黨的領導下做一點工作，做得不錯，對這個功勞怎樣看法？我說這裡有3個因素：頭一個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黨的領導，第三才輪到個人。”於若木說，曾經有一篇老同志寫的關於東北解放戰爭的回憶文章，送到陳雲那裡審看。陳雲看后，雖然同意發表這篇文章，卻把文章中關於他自己的內容全部刪去了。有關宣傳他的文章，隻要報到他那裡審核，都會被他“槍斃”。據於若木回憶：“黨的八大之后，叢書《紅旗飄飄》要給每個政治局常委都登一個小傳，他始終不同意登他的傳。”
鑒於陳雲為黨的事業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為表達家鄉人民對陳雲深深的崇敬之情，向世人介紹陳雲的幾十年革命足跡，讓后代牢記革命先輩的光輝業績，繼承和發揚老一代共產黨人的光榮傳統，上海市青浦縣（現青浦區）和練塘鎮於1990年決定在陳雲舊居基礎上建立“陳雲同志革命歷史陳列館”。陳雲得知后，專門帶信給當地有關部門，要求不要搞個人的革命業績陳列館。他強調一切歸功於黨的正確領導，歸功於革命人民的艱苦奮斗﹔離開了黨、離開了群眾，個人的能耐再大，也勢必一事無成。最后，根據陳雲的意見，青浦縣和練塘鎮將建成的陳列館在展出內容和范圍上進行了調整，改為陳列青浦縣各個時代的所有革命先驅的斗爭歷史和業績，並正式命名為“青浦縣革命歷史陳列館”。不過，在陳雲逝世后，家鄉人還是建了陳雲紀念館。
中央領導人有什麼重要活動，新華社一般都是要報道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李尚志說：“凡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活動，如國慶、五一、七一等紀念活動，當然要發新聞。這類活動都有主持人、主講人，他們都有預先准備好的發言稿或報告稿，這種消息一般都是好寫的。而單個領導人活動的新聞就復雜一些，對這類活動的報道，記者有‘三怕’：其一，有些領導人活動時沒有講話稿或發言稿，全靠現場‘發揮’，講起話來跳躍性很大。其二，臨時更改。偶爾也有這種情況，原說不發消息，但活動完了，覺得活動得還可以，又決定要發消息，使記者措手不及。其三，委托審稿人。有的領導人自己不審定報道稿，而是委托秘書或有關行業的領導機關什麼人審稿，有的秘書出於多多宣傳自己首長的心理，或有的行業領導機關審稿人出於多多宣傳本行業的想法，便在報道稿上添加內容，甚至領導人現場未講的話也加上去一些，使新聞越來越長。這就使記者為難了：不同意吧，人家是受領導人委托審定稿件﹔服從吧，又怕被現場聽眾說記者‘瞎寫’‘胡編’，搞‘客裡空’。”
李尚志介紹說，他曾多次參加採訪陳雲的活動，卻從未遇到過上述3種情況。陳雲在活動結束后，凡要發消息的，都是把記者、秘書和有關同志叫到身邊，親自商量著修改報道稿，因此審稿總是及時、妥帖。他有個做法很值得稱道：他的活動，參加什麼會議也好，與什麼人座談、談話也好，都是事前口授，讓秘書給他先起草一份講話稿，自己修改定稿后打印出來發給記者，而且明確規定：記者發稿時，引用他的話就以此稿為准，可以刪減，但不能增加內容。
陳雲“打印好的發言稿或談話稿，都是言簡意賅，文風很好”。有一次，他對李尚志說：“發新聞時，我的講話稿別添、別改，添改了就不是我的意思了，當然你們可以刪減，總不能滿篇都是我的話。”他還說，這樣做還有兩個好處，“人老了，難免說話不利索﹔再說我講的是上海口音，你們不容易聽懂，這樣可以省掉許多麻煩。”
陳雲這樣“發新聞”，除了表現出老一輩革命家的嚴謹作風外，也包含著照顧記者、尊重記者勞動的意思。所以，新聞界的同行們每每說起，都對他懷有深深的敬意。
誰吃請就讓誰吃“閉門羹”
陳雲一生清正廉潔，對自己要求很嚴，給自己立了個不收禮的規矩，並要求工作人員——凡是有人來送禮，必須向他報告，不得擅自收下，外賓送的禮品也一一上交。他說：“送禮是有求於我，收下后，決定事情必有偏差。”
一次，陳雲在外地視察工作結束，乘火車回北京。當時，當地派來送行的兩位同志告訴陳雲的隨行人員：“車廂后面有一個大柳條筐，是給首長的一點營養品，回去后好好給首長補補身體。”隨行人員一聽，急了：“首長是不收禮的，你們快把東西帶回去。”
當地同志說：“首長在我們這裡太辛苦了，找人談話、開會、參觀，工作很累，又不讓提高伙食標准，而且他身體又弱，缺乏營養。筐裡不過是兩隻老母雞和一些青菜，請帶回去給首長補養一下。”
怎麼辦呢？陳雲身邊的工作人員犯了難，陳雲是一貫不收任何人送的禮物的，可請來人下車帶回去吧，他們又說“這不是哪個人送的，是幾位領導同志共同決定的。東西又不多，就請首長收下吧”。這樣你推我讓，誰也說服不了誰，於是工作人員隻好向陳雲請示匯報。
工作人員向陳雲建議，既然東西已送上車了，再要他們帶回去，面子上過不去，是否可以按市價把東西買下來。陳雲聽了，說：“不能開這個先例，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還是請他們把東西帶回去，要和他們說，他們的心意我領了，但東西我不能收。”當地同志聽了這些，很有感觸，下車時把東西帶回去了。
1976年以后，一些老同志在陳雲的關心下恢復了工作。為了表達感激之情，有一位老同志送來一紙箱葡萄，陳雲堅決地說：“帶回去。”經過反復推讓，陳雲才說：“那好，我嘗5顆。”果真，他隻摘了5顆葡萄，送友出門。
還有一次，一個大軍區的兩位領導來向陳雲匯報工作，隨身帶來兩盒當地產的葡萄。當他們匯報完起身告辭時，陳雲讓他們把葡萄帶走，並說，我是中紀委書記，不能收你們的禮物。他們解釋說，這值不了幾個錢，算不上送禮，只是請您嘗嘗。陳雲說，好吧，那我吃10顆，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們帶回去。
漸漸地，登門辦事者均空手而來，再也不給陳雲提東西送禮了。陳雲開玩笑說：“如果主席、總理給我送禮，我就收，因為他倆沒有求我的事兒。”
陳雲不喜歡客套，講究實在。平時去外地，他向來不准當地領導人迎送，也不讓老朋友老部下到他家中做禮節性的拜訪。用他的話說，叫做“不接不送”“不請不到”，他總說：“大家都挺忙的，走那形式干嗎！”“沒事別來，有事說事。如果電話中把事辦了，就別跑腿了。”
1960年秋季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到陳雲處談工作。按過去的接待常規，工作人員要給客人沖上一杯熱茶。但中央剛發了個文件，其主要精神是，接待客人不送茶，不敬酒﹔參加各種會議的人員自帶茶、煙﹔到各地視察工作，不迎來送往﹔不請客，不送禮。那周總理來了送不送茶呢？當時在陳雲辦公室工作的楊乃智回憶說：“我們同陳雲同志的衛士長商量了好大一會兒，最后商定還是給周總理送一杯茶上去，理由是總理來了不能與一般客人同等對待。”當衛士將茶水放在周恩來面前時，周恩來一看，立即嚴肅地批評說，你們不知道中央剛發了文件，接待客人不准送茶嗎？周恩來拒絕喝茶，弄得衛士面紅耳赤，手足無措，不知是將茶水拿下去好，還是放著好。周恩來談完工作離開后，陳雲將所有工作人員叫到他的辦公室，嚴肅地問：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你們學過沒有？進而說：既然學過了，為什麼不按文件規定執行呢？工作人員啞口無言，隻好如實地將當時的想法講了一遍。陳雲聽后語重心長地說：中央、國務院文件的規定，對中央領導和普通群眾都一視同仁，不能有任何特殊化，不能在執行中任意打折扣。楊乃智說：“從陳雲同志辦公室出來后，我們立即開了一次會，大家都作了自我檢討，並規定了一條制度，每周要進行一次集體學習，學習和討論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關文件，以及按閱讀范圍可以學習的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講話，以提高大家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
陳雲自己不吃請，自己吃得也比較簡單，這是他的習慣。但他並不“死板”，即使在那個斗爭火藥味比較濃烈的時代，對一些必要的人情，陳雲認為還是應該要的，並不是凡事都“上綱上線”的。在20世紀50年代對資改造和“三反”“五反”搞得最轟轟烈烈的時候，有些干部怕與資本家交往，怕被腐蝕，杯弓蛇影，陳雲對此指出，要有來往，要做工作，既不是被腐蝕，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敵對化”。他曾講過一個小故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開會回來忙得顧不上吃飯，給就他煮了一碗面條，公方代表繃緊了階級斗爭之弦，拍著桌子，吹胡子瞪眼睛說：“你腐蝕我嗎？”陳雲認為這樣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推薦閱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