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廣華 何明圓
1949年10月，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與司令員賀龍等人一起，率領兵團沿秦嶺北麓分左、中、右3路，晝夜兼程，向敵人的大巴山防線進軍。12月14日，解放軍的兩個團以破竹之勢解放了川北重鎮廣元，古老的廣元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12月16日，胡耀邦等到達廣元，住上河街趙朗如公寓。傍晚，胡耀邦等在大西門外周家院接見了廣元縣臨時治安維持委員會成員。在聽取了匯報后，胡耀邦指示將“廣元臨時治安委員會”改稱“廣元縣支前委員會”，並叮囑支前委副主任馬鳳岐給旺蒼知名人士李克明寫信，要求其轉告國民黨旺蒼縣長向伯矩，要他堅守崗位，迎接解放，等待接管。旺蒼地方當局見大勢所趨，表示願意接受和平解放。
1950年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川北區委員會書記兼川軍區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成為川北黨政軍一把手，從此，他便與廣元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川北區轄南充、遂寧、達縣、劍閣等4個行署專區，而劍閣專區區委、行署則設在廣元，胡耀邦曾在軍分區政治部即廣元將軍橋南約300米的一幢青瓦小樓裡辦公。在一次會議上，胡耀邦動情地說：“今后要把咱們的嘉陵江建設得像伏爾加河那麼美麗，讓輪船從重慶直接開到廣元來。”
“嗚，嗚！”2014年12 月 27 日上午11時許，伴隨著渾厚的汽笛聲，長 66 米、寬10.09米的首艘“廣元造”千噸級集散兩用輪船“騰勝貳號”，平穩駛離紅岩港口，標志著胡耀邦64年前的預言已經實現。然青山尤在，斯人已去。
“獨秀紅梅隨冬去，落絮細雨泣無聲。人生自古誰無死，忠魂丹心慰后人。”在2015年胡耀邦百年誕辰之前，筆者輾轉廣元、綿陽、成都等地，查閱了大量史料，先后採訪了6位廣元人或他們的后代，聽他們講述了當年與胡耀邦那段鮮為人知而又非同尋常的交往……
與回民領袖肝膽相照
“別來卅載會難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虛度年華今又老，愧無一善報君知。”
“這是我1982年寫給胡耀邦信中的一首詩，不知他收到沒有。”原川北30多個縣的回民領袖、四川省伊斯蘭協會副主席、省政協委員余子雲，經常把這句話挂在嘴邊。
1908年2月2日，余子雲出生於廣元縣下河街一個回族家庭，伊斯蘭教經名“達吾法”，1930年畢業於廣元中學師范班。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23歲的余子雲憑著一腔熱血，在廣元組織學生成立抗日救國義勇軍，自任隊長，並率隊到成都請求出川抗日，后被強令解散。旋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第二混成旅五團任少校書記。1935年任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區撫邊知事，翌年任廣元縣財務委員、軍運代辦所所長、糧秣處長、參議員，被公推為回教救國協會廣元支會總干事。1945年，余子雲創辦了廣元第一所少數民族學校清真小學並出任校長，學校后更名為廣元縣伊斯蘭完全小學。
在白色恐怖籠罩下，思想進步的余子雲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員。
1949年下半年，胡耀邦派人與余子雲取得聯系，並給他布置了5項任務：保護地方檔案﹔保護地下黨員及進步人士﹔保護全縣人民生命財產不受損失﹔保護倉庫﹔保護銀行。余子雲按照胡耀邦的指示暗中做了部署。
不久，第十八兵團先遣團馬團長秘密潛入廣元，對余子雲說：“余先生，明天大部隊就要到，請先生想法為大軍籌集糧草，廣元、昭化、旺蒼等后方的事還請先生多費心。”余子雲一口答應下來。
由於縣城無大量存糧可供，余子雲連夜派人到元壩、大石等地鳴鑼通知，要各保各甲各出二擔糧食，連夜送往廣元縣衙。余子雲一面派人給解放軍送糧，一面輾轉各地繼續籌糧，並源源不斷送到廣元，保証了解放大軍的供給。
解放以后，為了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和民族團結政策，余子雲將伊斯蘭完全小學捐給人民政府，更名為廣元民族小學（現嘉陵小學）。
1950年上半年，毛澤東親筆簽發了任命余子雲為川北行署委員的任命書，當時的《川北日報》也刊發了這一消息。余子雲事后得知，他的這一任職是由胡耀邦親自向毛澤東推薦的。
當時，余子雲既高興又有疑慮，因為他在川北行署人地生疏，不知道自己能否與那裡的領導相處融洽。
在南充，各級領導尤其是胡耀邦，十分的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他的正直無私、襟懷坦蕩，特別是對黨外民主人士的真誠相待，使余子雲感到十分溫暖，消除了心中的疑慮。
1950年6月23日，川北各界代表大會召開，許多委員踴躍發言，而余子雲因為有思想顧慮，直到大會結束那天仍一言不發。細心的胡耀邦發現這一情況后，在會間休息時來到余子雲面前，說：“你是川北幾十個縣的回民代表，不講話不好嘛！談談回民對黨的民族政策有何意見和要求吧？”余子雲受到鼓舞和激勵，於是走向講台，把他到行署幾天來的親身感受及疑慮毫無忌諱地講了出來。
“余先生的講話，明天就見報。”胡耀邦握著余子雲的手說，“余先生，你講得好，我們共產黨人與黨外人士交朋友，就是要推心置腹，開心見腸，無話不談。若是有話隱在心裡，彼此猜疑，怎麼能共事呢？”聽了胡耀邦這番話，余子雲既慚愧，又激動，把胡耀邦的手握得更緊：“胡主任，共產黨把我當真朋友，我就大膽干！”會后，胡耀邦帶領大家高呼口號，當喊到最后一句：“我們要為川北人民做好事做到底，我們要為建設新川北而奮斗”時，余子雲激動地流下了眼淚。
第二天，《川北日報》果然登出了余子雲發言的文章。
在清匪反霸、土改的日子裡，按照胡耀邦的安排，余子雲一直在廣元忙著硝磺廠裡的事。一天，他突然接到從南充發來的急電：立即趕回南充。余子雲急忙丟下工作連夜趕到南充。
一見著余子雲，胡耀邦劈頭就問：“你的土地是如何解決的？”
“我沒有一片土地。”余子雲回答。
胡耀邦疑惑不解地說：“那你一家二十多口人的吃飯、生活從哪裡來？”
“靠父親行醫，買糧吃飯呀！”余子雲據實回答。
“這次反霸，群眾給你提了什麼意見？”胡耀邦又問。
“沒有。”
“你是地方上的當權派、川北幾縣的舵把子、袍哥大爺，當過縣長，二十幾歲就在國民黨軍隊任少校秘書，群眾哪能沒意見？”
“這兩個月來，天天都在開群眾大會，訴苦伸冤，沒有聽說有人給我提意見吶！”余子雲一頭霧水，不明白胡耀邦到底要說什麼。
胡耀邦點燃一支香煙，叮囑道：“好，那我放心了，你回去吧，就在行署，哪裡都不要去，地方上的工作暫時放一下，以后再說。”
從胡耀邦辦公室出來后，余子雲對川北行署任副主任兼工業廳長、川北土改工作委員會主任裴昌會講了見到胡耀邦的情況，納悶地說：“我以為有什麼大事，就是問問我家裡的土地……”
裴昌會打斷余子雲的話，說：“你太糊涂了，這麼大的運動，哪個行署委員還敢呆在地方家裡呢？如果你出了事，行署要人，地方不放，怎麼辦！胡主任要我急電讓你來南充，就是讓你免受群眾沖擊，你還不知道呢！”聽裴昌會這麼一說，余子雲才恍然大悟，深感胡耀邦的用心良苦，心裡十分感動。
原來，當時一些人對過去的軍閥、起義投誠人員不滿，認為這些人昨天還拿槍打共產黨，今天又成了民主人士，當了共產黨的座上客。尤其是在清匪反霸中，各地農民對一些過去有民憤的民主人士意見很大，紛紛要求政府逮捕法辦。巴中、江油、平武、達縣的一批農民代表甚至到行署要人，胡耀邦一面派人到各縣做說服工作，一面通知當地政府對民主人士加以保護。胡耀邦擔心余子雲在廣元受到當地農民沖擊，故托裴昌會急電將其召回南充保護起來。不僅如此，不少民主人士包括其家屬都被胡耀邦接到了行署，並做了妥善的安排。
最讓余子雲難忘的是1952年的一件事，那年春旱，川北各地受災嚴重，不少農民以紅苕葉充飢度日。在一次例會上，胡耀邦說：“眼下春旱嚴重，共產黨不准餓死一個人，前幾天我已派人到農村查看災情，發放錢糧，救濟工作已在進行。我擔心的是接著夏旱，到那時我願帶頭到農村抗旱，大家願不願意跟我去？”
“願意！”大家一致表態擁護。
胡耀邦提高了聲音說：“從今天起，我帶頭將小灶伙食改為大灶伙食，同人民共度難關，不知各位先生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大家一致同意。
第二天，川北行署包括胡耀邦在內的高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都開始吃大鍋伙食了。
1952年9月，川北、川南、川東、川西行署均被撤銷，合並為四川省，余子雲調入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任委員，胡耀邦親自給余子雲寫了鑒定：“余子雲解放前與十八兵團有聯系，籌集糧食支援部隊，解放后為政府辦廠有功……”
“文化大革命”中，余子雲被紅衛兵抄了家，掃地出門，毛澤東親筆簽發的委任書，胡耀邦親筆寫的鑒定以及他和胡耀邦的合影照片，《四川省伊斯蘭教史》手稿均被作為“罪証”抄走，從此沒有了下落。
1982年夏天，余子雲赴京參加全國伊斯蘭教協會會議，打算把朱德送給其老師劉壽川的一根拐棍（因余子雲與劉壽川曾在川北行署共過事，又一同住成都的一個宅院，相處甚密，故劉壽川轉送給了他）親手轉送給胡耀邦。
到京后，恰逢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召開前夕，余子雲覺得胡耀邦日理萬機，不便前去打擾，於是提筆給胡耀邦寫了一封問候信：“胡書記您好，川北匆匆一別，相見亦難，迄今已30余年矣，昔日承蒙您的關心，子雲得以在川北行署立足，您對民主人士以誠相待，改變了我的人生，堅定了我跟共產黨走的信念，子雲當終生銘記。慚愧的是吾年過七旬尚無建樹，大恩何以為報？本想登門面會，再次聆聽您的教誨，又恐打擾您，故致書短敘且賦詩一首：別來卅載會難期，夙夜愀然我自思。虛度年華今又老，愧無一善報君知。”
信寫好了后，余子雲委托大會秘書處轉交給胡耀邦。也就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余子雲先后入選《中國回族大辭典》《世界宗教人物辭典》，2002年9月病逝於成都，享年9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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