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春芳
被任命為共和國第一任體委主任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分別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劉伯承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賀龍為西南軍區司令員。1951年，全國舉行男女籃球、排球比賽，結果西南軍區除女排得了個第四名之外，其他3個球隊都是倒數第二名。一生酷愛體育的賀龍得知此事后，十分焦慮。他與鄧小平商量后，於1951年9月成立了西南區體工隊，這也是解放后全國成立的最早的一個專業體工隊。為了辦好體工隊，賀龍從各行各業選拔一批體育骨干，並從上海請來幾位解放前的體壇名將充任教練，他還頂著壓力起用了曾經在國民黨中央軍校擔任過教官的林紹洲為田徑教練。在賀龍看來，隻要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又有真才實學的人都可以重用。從此，西南區的體育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在不少方面領先於其他地區。
1952年9月的一天，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從北京打電話給在重慶西南軍區任司令員的賀龍，告訴他，政務院決定組建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團中央已經寫信給劉少奇，建議你擔任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喜愛體育事業。賀龍一聽也十分高興，為了穩妥保險，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出任體委主任一職。11月，根據賀龍的請求，毛澤東任命賀龍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
上任后，經過調查研究，賀龍發現舊中國留下的體育場館寥寥無幾，在偌大的北京城，僅有1937年建造的先農壇體育場，於是，決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設施比較齊全、設備比較先進的體育館。他先派人在天壇東側找了一塊空地，自己又給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萬裡打電話，請萬裡負責籌建。隨后，賀龍又調來曾經參與修建重慶人民大會堂的張一粟，協助萬裡工作。在設計過程中，賀龍親自審查圖紙，就連館內使用的沙發、茶幾的樣式，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施工期間，賀龍還經常到工地上看望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查看施工進度。經過一年多的緊張施工，1955年4月，北京體育館最終落成。
1958年初，賀龍專門就創辦《體育報》的事宜向周恩來進行請示。6月下旬，獲得中共中央的批准后，他又親自請毛澤東為《體育報》題寫了報頭，還請朱德題了詞。此后，《體育報》就成了賀龍必讀的報紙。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新體育雜志》和《中國體育》雜志（英文刊物）也先后創辦。
國家體委成立初期，專業技術人才嚴重不足，幾乎每個體育項目都既缺少教練員，又缺少優秀的運動員。為此，賀龍力排眾議，不拘一格，大膽選用了一批優秀的教練員、運動員，此外，賀龍還吸引了很多流落海外的體育人才回來報效祖國。經積極努力，1954年前后，國家足球隊、籃球隊、乒乓球隊、田徑隊、網球隊、體操隊、游泳隊等相繼組建起來。在運動員的管理上，賀龍借鑒軍隊的管理方法，在運動員的訓練上，賀龍主張訓練難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賽的難度，這樣才能夠在比賽時最大限度地發揮運動員的技術，並提出了“三從”原則，即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加上“大運動量訓練”，最終歸納為“三從一大”原則。后來，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賀龍又進一步提出了“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五過硬”（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過硬）的口號。
后來，賀龍發現全國人民對中國籃、排、足三大球水平落后的現狀非常關心，便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發誓要把三大球的水平搞上去，並說：“我們一定要扭轉我國體育落后的局面，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死不瞑目!”他運用乒乓球、羽毛球的成功經驗，精心指導部署三大球的訓練工作，還特別主張學習外國的經驗。1959年第一屆全運會期間，國家體委邀請了保加利亞體育代表隊來華訪問，這期間，中國男籃與保加利亞籃球隊進行了一場比賽。當時，保加利亞籃球隊是歐洲的冠軍隊，並獲得過奧運會男籃比賽項目的第四名，該隊中鋒米爾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人稱“巴爾干雄鷹”。賀龍的次女賀曉明后來回憶說：“比賽的前一天晚上，夜已經很深，而父親卻久久不能入睡，他心裡裝著的都是這場比賽，於是，就來到中國男子籃球隊的駐地，找到教練員陳文彬和張子沛。父親見面就問，明天的比賽准備怎麼打，兩位教練沒想到體委主任深夜造訪，不免有些緊張，互相推讓對方先談。父親便笑著說，你們都不講，拿不出作戰方案，我們就在這裡坐到天亮。幾句話，逗得在場的人都笑了，接著，他又掏出香煙給大家抽，並聲明這煙裡沒有尼古丁的。經他這麼調節氣氛后，兩位教練都無拘無束地發言了，最后，父親還談了他的想法。他建議中國隊採用‘三英戰呂布’的戰術，搞‘小個子打大個子’的戰法，場上的5個人要當7個人用，對強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懼對手，不但要守得住，還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這場球。”按照賀龍的指示，中國隊最終以86︰77戰勝了強大的對手。
在賀龍的關心和指導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體育戰線成果累累，發展喜人，賀龍對新中國體育運動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可以說，他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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