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
不當“官老爺”的胡耀邦
高勇說，凡是讀過胡耀邦的文章和聽過他講話的人，都有一個共同感受，就是沒有空話、套話，而且語言生動，觀點鮮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徹，文情並茂，入情入理，總能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和巨大的鼓舞。胡耀邦的文章大多是自己動手。“他最反對那種‘秘書寫稿子，首長念稿子’的官老爺作風” 。
作為秘書，高勇這時的任務就是抄清，“通常是他一邊寫，我一邊為他抄清，寫一頁抄一頁。抄清了他又改，然后我再抄，他再改，有時連我們都弄不清是第幾稿了。”高勇說，正是因為如此，胡耀邦講話從來沒有出現過“秘書寫錯了，首長也念錯”的那種笑話。而且，就算是別人把他的講話抄錯了或者打印錯了，他也能一眼看出來。因而，高勇對曾經發生過的一件拿錯稿子的往事記憶尤為深刻。
那是在1960年5月4日，首都青年和各界群眾5萬多人在故宮太和殿的大院裡隆重集會，支持土耳其人民愛國主義斗爭，中央決定由胡耀邦在此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接到中央文件通知是在5月1日，胡耀邦立即著手起草講話稿，時間相當緊迫。經過一天一夜的突擊，打印出了講話初稿。5月3日上午，胡耀邦帶著另一位秘書李彥去向當時分管青年團工作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請示。劉瀾濤看了講稿，提出了修改意見，要求重新再寫一稿。胡耀邦回來后立即動手改寫，他寫一段，高勇抄一段，打字員打一段，這樣一直不停地寫、抄、打字，誰也說不清寫了幾稿，幾個人從5月3日一直奮戰到4日凌晨1點。因為4日上午9點開大會，這時秘書們都勸胡耀邦先去睡覺，他們繼續抄清打印，直到4日凌晨4點工作完畢才去睡覺。
誰也沒想到精心准備的講稿還是出了問題。8點20分，高勇、李彥、李漢平3名秘書隨胡耀邦一起出發去參加大會。在車上，胡耀邦要看講稿，高勇遞上一份。他看著看著“嗯”了一聲，接著說：“這裡漏了一段嘛！”高勇和李彥頓時緊張起來。李彥也趕快拿了一份查看，之后說：“沒有錯，沒有漏。”胡耀邦說：“明明漏了一段嘛，怎麼說沒有漏？”李彥堅持說：“說沒漏就是沒漏，您愛信不信。”高勇因為缺覺當時頭昏昏沉沉的，也說不清漏了還是沒漏，所以沒吭聲。這時胡耀邦問高勇：“帶底稿沒有？”“沒有。”高勇說。
“我壓根也沒想到帶底稿，因為幾個人校對的，誰會想到出錯呢！”高勇后來回憶說。當時，汽車就要到故宮了。高勇提議先送他們去會場，自己馬上回去取底稿。他急急忙忙地趕回去拿底稿一對照，果然是漏了一大段約300字。當高勇取了底稿回到會場時，已經到了預定開會時間。不等胡耀邦開口，高勇趕緊承認確實是漏了一段。當時，彭真也在一旁，那天他是代表中央最高領導人參加大會的。胡耀邦著急地對彭真說：“你看嘛，他們把我的講話稿子打印時打漏了一大段。”又面向高勇問：“怎麼辦呢？”高勇說：“把漏的這段我給您補抄到您這份講稿上，但主席台上的稿子和給記者的稿子都來不及改了，隻能告訴記者報道時以您的講稿為准。”胡耀邦表示同意，也隻能這樣了。彭真關心地說了一句：“不要著急，晚一點開會。”旁邊還有一兩位領導同志也隨著說了一句：“別著急，推遲一點時間開會沒關系。”這才使胡耀邦平靜下來。
由於這個差錯的發生，大會推遲了20分鐘。這件事給了大家一個教訓。
高勇任胡耀邦秘書時，“大躍進”剛開始不久。那時候，毛澤東特別強調干部參加體力勞動，而且后來形成了規定，每人每年至少要參加體力勞動1個月。胡耀邦對毛澤東的號召總是身體力行。1959年5月，一過五一節，胡耀邦便提出要去河北省安國縣齊村勞動1周。當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一批干部在安國縣下放勞動，胡耀邦去安國勞動，也是為了看望這些干部，了解有關情況。他事先不讓工作人員向縣委打招呼，除了通知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社長的張宇、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邢雁外，隻帶了機要秘書高勇和警衛秘書李漢平兩名隨從，司機高振球開車，乘坐一輛蘇聯老式“嘎斯69”吉普車，直奔安國縣齊村。
一行人午飯后從北京出發，到達齊村時已是黃昏時分，胡耀邦直接住進了群眾家裡。為了安全起見，高勇和李漢平一致認為還是應該告訴縣委，不然萬一發生意外，大家都擔當不起。於是，高勇請李漢平和高振球瞞著胡耀邦開車到縣委報告。縣委領導和公安局長很快來到了齊村，一再動員胡耀邦去縣委住宿。胡耀邦婉言謝絕，說自己是來勞動的，住在村子裡最合適，況且，和群眾住在一起沒有什麼不安全的。沒有辦法，縣委的同志經過商量，決定留下公安局長住在胡耀邦隔壁一家，負責安全工作。高勇和李漢平與胡耀邦住在一個小院裡，胡耀邦住南屋，高勇和李漢平住西屋。
“那時候，我27歲，李漢平24歲，我們年輕人睡覺多，勞動一天，更是睡著了醒不來。”可是，每天早晨天剛一亮，胡耀邦就起來了。他見高勇他倆還在睡，就在院子裡大聲喊：“小李，走，下地了！”他倆隻得趕快爬起來刷牙。胡耀邦見了對他倆說：“刷什麼牙呢！人家群眾都下地了，我們不能去晚了。去晚了影響不好，勞動就要像個勞動的樣子。”說著就出門往外走，高勇他們也隻好睡眼惺忪地跟著他下地。
高勇說，胡耀邦干起活來很認真，“點種、鋤草、推水車，什麼都干，而且不要別人照顧。大家休息時，他才坐下來抽支煙，大家不休息，他也不肯休息”。陪同一起勞動的齊村團支部書記叫採姑，性格開朗，干活潑辣，外號“傻閨女”。她看勞動時間長了，就勸胡耀邦說：“胡書記，休息一會兒吧！”胡耀邦則風趣地說：“我是來勞動的，你這個傻閨女怎麼老是要我休息呢？”引得在場的人一陣大笑。
當時，“大躍進”的不良后果開始出現，群眾生活很困難。胡耀邦和高勇他們下鄉期間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面糊糊和白薯面窩頭，吃后肚子發沉、脹氣。白薯干在晾晒過程中，有的沾上了塵土，吃起來硌牙，有的發了霉，苦澀難咽，甚至有時可能還混入不潔異物。高勇回憶說：“有一天，耀邦悄悄跟我說‘高秘書，我今天吃了一塊雞屎’。我忍不住笑了，問他怎麼會吃了雞屎呢？他告訴我，‘有一塊東西我以為是白薯干，吃到嘴裡發臭，咽下后才想到可能是雞屎。’”
由於國家經濟困難，從1959年開始，糧食定量也一減再減。像胡耀邦這一級的干部，每月也隻有2公斤肉、1.5公斤雞蛋的“特供”，“這本來就遠遠不夠吃的，而耀邦上有老母、岳母，下有幼子、幼女，加上不斷來客，那麼一點‘特供’，吃到他嘴裡能有多少！”好在胡耀邦出身貧苦，又經革命隊伍艱苦生活的長期鍛煉，特別是長征中吃過樹皮、草根，可以說是艱苦備嘗，平時生活就簡朴清淡。“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兩點鐘才睡，餓了，李漢平有時給他煮一小碟帶皮花生，或在鍋裡烙幾片白薯，端給他吃。”
說到胡耀邦飲食和穿著上的不講究，高勇講起一件有趣的往事。那是1962年9月，中央決定由胡耀邦率領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當時規定的制裝費150元，隻能做一套衣服和購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歐洲需帶大衣，耀邦一件咖啡色呢子大衣已褪了色，領子磨白了，而且熨也熨不平。想從團中央國際聯絡部借一件，又因耀邦個子小，沒有那麼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適的。”當時，高勇新做了一件烤花呢大衣，他便向胡耀邦提議可以穿自己的這件新大衣去。“因為我的個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說可以試一試。拿來一試，能湊合，除了肥一點，長短合適。”這樣，李漢平把高勇的這件大衣送到洗衣店熨平，就成了胡耀邦出國訪問的禮服。“首長向秘書借大衣出國，這在中央委員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每每回憶起這件事情，高勇都感慨不已。
關於胡耀邦的著裝，高勇還講了另一個故事。有一年夏天，胡耀邦接待外賓，上身穿了一件新做的綢襯衫，可是裡面貼身穿的汗衫脊背上卻有3個破洞，隔著襯衫也看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員一致認為不能在外國人面前丟臉，“李彥提出應換一件。耀邦問：‘這樣不行呀？’李彥說不行，我也說不行，這才又找了一件換上。”高勇說，其實胡耀邦平時在家時，穿衣真是簡朴極了，“夏天穿個圓領汗衫，冬天穿一件舊灰色毛衣，五粒紐扣還不一樣，有一粒是后來配的，腳上則一年四季是穿一雙拖鞋。只是外出參加會議時，才穿一雙皮鞋和舊中山裝。”
頻道精選
 |  |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