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瑋
眼睛朝“下”看的胡耀邦
當官從仕的，如果眼睛隻朝“上”看，脫離民眾，那必定是自以為是的“官老爺”。能夠時時眼睛朝“下”，體察民情，恤民愛民的官員，才可能得到人們的真心擁戴。高勇說，胡耀邦一貫重視深入實際，調查研究。1952年胡耀邦調任團中央書記后，工作范圍更大了，他立志要走遍全國的2000多個縣。“他認為，沒有對實際情況的深入了解，甚至許多地方連去也沒有去過，看也沒有看過，頭腦裡一點印象也沒有，怎麼可能指導好那裡的工作呢？”高勇記得，胡耀邦曾在同一些縣委書記談話時說過：“一個人當了3年縣委書記，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嗎？”並說：“經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點感性認識是非常重要的。也許一千個感性認識才能上升為一個理性認識。對擔負領導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實際。”當時，全國共有183個地區，2400多個縣（市）。盡管胡耀邦已經走了173個專區、1703個縣（市），以及除玉樹、果洛外全國30個少數民族自治州，但他仍不滿足。1986年的一天，高勇去看胡耀邦。那時胡耀邦剛從山東等地調查回來，興致勃勃地對高勇說：“我再出去兩次，就可以把全國的專區跑遍了。”
胡耀邦下基層有時還會特意挑選那些偏遠地區，“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到四川、貴州那次視察，他沿著1935年長征的路線走，新聞記者稱之為‘重走長征路’。路越走越難走，面包車不能走了改乘吉普車﹔吉普車不能走了，又改為騎馬﹔騎馬也不能走了，改為策杖步行。這對當年年近70的胡耀邦來說，絕不是輕鬆的事”。在高勇等身邊工作人員看來，胡耀邦每到一地調查民情，他的喜怒都在臉上——如果當地生活落后，胡耀邦就會面容凝重﹔如果看到當地農民生活還不錯，他就開心，有時還會高興地抱起身邊的孩子，喊秘書說，“有什麼吃的，給孩子拿點來！”而且，他不但注重了解當前的現實情況，也會注意了解歷史情況。“他走到哪裡都會翻看《縣志》，以那個地方歷史上出現過什麼知名人物，有過什麼建樹，發生過什麼大事來激勵當地干部努力工作，並要求當地干部用這些歷史事實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眾，發展生產，建設家鄉，艱苦奮斗。”高勇說，“我們在他身邊工作的人知道他有此特點，所以跟他外出前，也要想方設法地查找一些有關資料，以應急需。”
1983年3月19日，高勇收到中組部調令，被分配到河北省邯鄲市委工作。
3月30日晚上7點30分，高勇約了時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劉少奇研究組組長的劉崇文、時任中央宣傳部宣傳局局長的李傳華，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胡耀邦辭行。當時，警衛秘書李漢平也在座。胡耀邦知道高勇對經濟工作不熟，他認為搞四化建設不懂經濟是不行的，因此對高勇提出了“鑽一點經濟”的要求。胡耀邦還說：“你年齡也不小了，也是個過渡人物，干不了多久了。河北的工作這幾年不錯，但河北也有一些歪風邪氣，一部分干部思想保守，拉幫結派。下去后主要是鑽一點經濟，殺一殺歪風。”
去邯鄲半年多后，高勇因事於1983年10月29日臨時回到北京。11月10日晚，他和劉崇文及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的佘世光一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和他們寒暄幾句后，便問起高勇關於邯鄲的風氣等實際情況如何。高勇在反映情況時提到——在糾正不正之風中，一些下級干部不做工作，總是向上級請示匯報，為的是讓上級表態，自己不用得罪人，這類“老好人”還是很多的。他還說起了邯鄲市委抓稅務局一名副局長多佔住房問題時，稅務局黨委還寫報告講情。后來登了報，那名局長和黨組都作了檢討。胡耀邦當即表示，講情也是老好人的作風。老好人是一種腐朽作風。高勇也說這是一種庸俗作風。胡耀邦贊同地說：對！是一種腐朽庸俗作風。說到這裡，胡耀邦轉向佘世光，要他轉告人民日報，發評論員文章，題目就是《剎歪風必須破除老好人的腐朽庸俗作風》，並且要“發它幾篇，但不要太集中，隔幾天發一篇”。
在這次會面時，胡耀邦與高勇他們也談到當時正在全國進行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高勇說：我女兒給我反映，現在一些人把女孩子燙發，穿毛衣外套，穿高跟鞋等都說成是精神污染了，這實際上還是“左”的思想。胡耀邦說：我就擔心這個。不要一說清除精神污染，就把穿花衣服、擦香水搞掉了，不要把美化生活搞掉了。不要一說清除精神污染，搞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教育，就把美化生活搞掉了。那樣就會搞到群眾頭上，就會搞得一些東西又賣不出去了。當時，胡耀邦對佘世光說：你們《中國青年報》寫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就是《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先在青年報上發表，然后《人民日報》轉載。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以《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為題，發表了“本報評論員”文章。《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及時糾正了當時“清污”中的擴大化問題。
那時，胡耀邦身邊許多工作人員都希望他能為自己題詞，但胡耀邦一直說工作太忙，等十三大召開后退下來再寫，讓大家不要著急。可是，令高勇感到很幸運的是，自己竟然促成了胡耀邦為邯鄲題字。而他更沒料到，因為那次題字，自己還惹出了一個大麻煩。
1984年9月，河北戲校為邯鄲市培養的豫劇班學員畢業了，邯鄲市文化局准備正式建團，向高勇提出想請胡耀邦為劇團題寫個名字。同時，邯鄲市創辦的職業大學已滿一周年並將改名為“邯鄲大學”，校長請高勇題寫校名。高勇當即表示自己題寫校名不合適，並說豫劇團題名的事，他可以向胡耀邦提出，並爭取請他一起為邯鄲大學也題個名。可到底事情能不能成，高勇心裡也沒有底。
這一年的國慶節高勇回到北京。按照事先約定的時間，他和佘世光、劉崇文於10月7日晚上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胡耀邦。見面說過幾句話后，高勇直奔主題：“今天來看看您，想請您給我們題幾個字。”並說明是為邯鄲大學題寫校名並為邯鄲豫劇團題寫團名。他還特意向胡耀邦說明，豫劇團的學員都是平均年齡20歲的小青年，而且大家學習很努力，學習成績很好。之所以要強調這些，是因為高勇知道，胡耀邦一向重視教育，愛護青年，如果說明是為學校、為青年人題的字，成功率可能會高些。高勇回憶說，當時聽到這裡，胡耀邦隻“噢”了一聲，接著就轉到其他話題上了。那天晚上，大家議論的話題很多，時間也較長，到了9點鐘大家該告辭時，高勇還是不死心，再次提出題字的事。這時，胡耀邦才答應了下來：“好嘛！好嘛！寫什麼你告訴李漢平。”“過了3天，10月11日上午，李漢平給我打電話，說耀邦同志已給邯鄲題了字，墨跡還不干，正在晾著，等干了以后我給你送去。”任務順利完成，高勇自然欣喜不已，趕緊親自到中南海去取字。“李漢平因有其他事已離開辦公室。張耀光秘書接待了我，並把題字交給我，還特意交代說：耀邦同志題字規定不登報，不廣播，不留名。請你們注意。”當時，高勇考慮，胡耀邦給邯鄲題字這對邯鄲人民是件大喜事，讓邯鄲人民知道了必能鼓舞人心。於是，他建議是否在《邯鄲市日報》上發表一下，因為這是地方小報，影響不大。“張耀光說，你們市委商量定吧。”
得知胡耀邦為邯鄲題字，人們無不歡欣鼓舞，強烈要求召開慶祝大會。於是，在10月27日上午邯鄲市分別召開了兩個慶祝會，並於10月29日在《邯鄲市日報》頭版頭條位置登出消息，標題是《我市分別召開慶祝胡耀邦同志為邯鄲市春燕豫劇團、邯鄲大學題名大會》，同時發表了胡耀邦題字手跡，還配發了高勇寫的一篇短文，題目是《關懷與鼓舞》。高勇隨后把報紙寄給了張耀光。不久，他收到了張耀光11月7日寄出的信，信裡寫道：“高勇同志：來信及報紙均收到。送耀邦同志看后，耀邦同志在報紙上批了一句話，現將耀邦同志的批示件寄給你，請收。”高勇打開那張報紙，發現在慶祝大會的標題上，胡耀邦用紅筆醒目地畫了個圈，並向報頭空白處拉出一杠，批了一句話——“這麼做很不好！”高勇心知這下惹出麻煩了。
果然，11月14日，高勇接到時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周杰的電話，“說是中央辦公廳收到邯鄲一封群眾來信，批評邯鄲市委為耀邦題字召開慶祝大會的做法不妥。中央領導傳閱了這封信，批了一些批評的話，是否請你做幾句自我批評，把此事作個交代”。高勇當即向周杰作了情況說明，“主要說明耀邦的題字對邯鄲市春燕豫劇團和邯鄲大學是一個鼓舞，兩個單位強烈要求慶祝一下，市委原則上同意他們召開個小會。對他們要求開慶祝會時放鞭炮、奏國歌已堅決勸阻了。報紙發消息時，也勸阻了使用‘熱烈’‘隆重’等詞語及套紅標題的做法。但是，我們沒有堅決阻止開慶祝會和發消息則是錯誤的，給耀邦同志和中央惹了麻煩，我可以寫個檢查”。周杰對高勇說：“你做了一些勸阻，這是好的，但事情已經這樣了，也不好讓別人出面做自我批評，隻好由你做幾句自我批評就算了結了。”高勇表示贊成周杰的意見。后來，時任邯鄲市委書記的李永進明確表示，檢討應由市委集體檢討，不能讓高勇一人檢討。最后以市委名義寫了一份檢查，作為市委第七十四號文件發出，並將《檢查報告》送河北省委。高勇於11月20日將《檢查報告》寄送周杰。12月11日，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張曙光打電話給李永進、高勇，高勇再次作了情況說明。“聽完后，他認為我們已說清楚了，而且他也是從周杰處知道情況的，也不便再批評什麼，只是說了一些今后應注意吸取經驗教訓之類的話。”
事情至此，高勇也已做好了當面接受胡耀邦批評的思想准備。12月24日，市委派高勇去北京召開整黨工作座談會。會后，高勇留京過了元旦，准備1月2日返回邯鄲。當日下午，他趕往中南海周杰處，想問問對題字的事胡耀邦還有什麼批評沒有。周杰表示，邯鄲市委的《檢查報告》中央幾位領導同志已看過，未再說什麼意見，這件事到此就算了了。然后他提議和高勇一起去勤政殿胡耀邦的辦公室看看他。高勇心裡早就做好了接受胡耀邦批評的准備，但是在往勤政殿走的路上他心裡還是直打鼓。他們到的時候，胡耀邦正在忙著批閱文件。高勇沒料到，胡耀邦對那事隻字未提，他心裡一塊石頭這才真正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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