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盧瑞華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盧瑞華
採訪組人員：琚立銘（統籌） 嚴宏偉 邱然 陳思 趙榮華
採訪日期：2014年3月12日上午
採訪地點：盧瑞華同志家中
人物簡介：盧瑞華，1938年11月出生，廣東潮州人。研究生學歷，高級工程師，教授。1966年中山大學物理系分子光譜專業研究生畢業。1966年9月參加工作，在佛山市開關廠當工人。1972年6月入黨，后任廣東省佛山市分析儀器廠技術股長、工程師、廠革委會副主任、副廠長、廠長。1982年后，任廣東省佛山市經委副主任兼分析儀器廠廠長。1983年后，任中共廣東省佛山市委常委。1985年后，任中共廣東深佛山市委副書記、佛山市市長。1991年后，歷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省政府黨組副書記。1993年2月，當選為廣東省副省長。1993年5月，當選為第七屆中共廣東省委常委。1996年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1996年2月至2003年1月，任廣東省省長。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員、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第十四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五屆中央委員。
無論他自己身在何地，在廣東還是在北京，無論廣東發展成什麼樣，超過了香港也好，超過了台灣也好，所有那些成績、政績，都不及普通群眾的生活狀況更讓他關心，對於習仲勛同志來說，人民過上好的生活才是他最關心的終極目標，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這個目標服務的。——盧瑞華
採訪者：盧省長，20世紀80年代，您和習仲勛同志在工作上曾經有過一些交往，所以這次很高興您能接受我們的採訪。
盧瑞華(以下簡稱盧)：好的。我也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談一談我認識的習老。其實我和習老年齡相差很大，我今年76歲，習老如果健在已經超過100歲了。
採訪者：是的，習仲勛同志出生於1913年，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盧：我們相差差不多一代人。習老是革命老前輩了，我是晚輩，解放后才成長起來的，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時間不長。不過，在和習老僅有的幾次見面當中，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位老革命家，他的言行舉止，他對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說的話，他的那些鼓勵，那種溫暖、親切的感覺，至今我都記得很清楚。
採訪者：您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80年代初嗎？
盧：是的。那是1980年夏天，習老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以下稱習書記）。我記得是在7月初，佛山召開第四次黨代會，習書記來我們這裡開會，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習書記。在會上，他還很親切地跟我們握手，有一張照片專門拍下了他和我握手的鏡頭，那張照片照得很好，他笑得很慈祥，很開心，大家也都很開心。
1980年7月2日，習仲勛出席中共佛山市第四次代表大會，與代表盧瑞華親切握手。
採訪者：那時您是什麼職位？
盧：那個時候，我還在佛山市分析儀器廠工作，同時我也是市委委員，在黨代會上見到的習書記，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當時覺得不得了啊，能見這麼大的領導。他很多年前就是國務院副總理，而且我們知道，他十多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工作，為我們的革命事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毛主席曾經多次贊揚他。所以他的影響力是很大的，我們地方上的黨員都知道這位老革命家的一些事跡。
習書記雖然身居高位，又年事已高，但仍然保持著那種勤勉和努力的作風。特別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耽誤了很多時間，所以他到廣東以后總是有一種緊迫感，他說：“要把一天當作兩天來用，努力地工作。”
那一次為了參加佛山的黨代會，他特意前一天晚上同廣州和省委的其他幾位同志趕過來，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下鄉、視察、開會，經常晚上也要趕路，其實，這基本上是他在廣東工作的常態。
習書記一直很關心佛山的經濟發展，盡管那天到達佛山的時間已經很晚了，但他並沒有休息，而是立刻聽取了佛山地委書記楊德元、副書記兼佛山市委書記呂金湖同志的工作匯報。
當時，楊德元和呂金湖兩位同志送給習書記一本紀念冊，還有大會主席團佩戴的紅色綬帶，習書記很高興地收下了禮物。到了第二天，習書記在代表大會上說：“大會贈送給我這麼好的禮物，可是我什麼禮物也沒帶來呀。既然大會的主席團讓我講講話，這也算是給大家的一個禮物吧！”呂金湖同志說：“這是最好的禮物。”習書記說：“這算不算是一個好禮物，同志們聽了再說。”
接下來，習書記的講話很細致，涉及當時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很實在，而且他不用稿子，要講的東西都裝在腦子裡，思路非常清晰。習書記的那次講話，思想很解放，當時我們聽了以后，很受啟發，可以說，這確確實實是送給我們的一份很珍貴的禮物。
採訪者：您還能回憶起來他當時主要講了什麼內容嗎？
盧：可以，我挑重點的內容講一下。習仲勛同志的一個重要的工作作風就是把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群眾路線的工作路線有機統一起來，他在黨代會上的講話，就很能體現他的這個作風特點。他首先就跟我們講：“做工作，一定要群策群力，要加快發展，要本著有利於佛山的職工，有利於郊區農民這樣的一個宗旨來做決策，做領導。”這個很重要，他當時在會議上就提出來了。
習書記為什麼重點提郊區農民呢？這是有原因的。當時，習書記已經在廣東工作兩年多了，這期間，他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中央要權，給廣東要來了很多“先行一步”的政策。而佛山這個地方，在整個廣東省裡面，“先行一步”表現得更為突出。為什麼呢？因為佛山與廣州近在咫尺，又在珠江三角洲最富的地方，歷史上農民的商業意識一直都比較強，除了種田以外，像順德、南海等地，桑織、魚塘、甘蔗等農業項目都發展得很好。比如除了魚塘養魚，農民還在魚塘的周圍種桑、養蠶，讓不同的農業項目之間的養分、肥料，可以互補，進行立體化的循環，取得了很不錯的收益。
特別是1978年以后，國家大的政策發生了調整，習書記到廣東主政，順應了歷史潮流，積極地給廣東要來了很多好的政策，佛山的農業很快就發展起來，老百姓的生活很快也改善了。百姓買新自行車了，買縫紉機了，蓋新房了，穿新衣服了，咱們的農民有錢了，精神面貌也一天比一天好。
習書記肯定了佛山的大好形勢，號召我們加快步伐，在全省中等城市的“四化”建設中跑到前面，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先走一步。習仲勛同志提到這些的時候非常興奮，他看到佛山發展這麼快，我們能看出來他發自內心的那種高興，真是溢於言表。習書記的心確實是跟群眾連在一起的，隻要群眾的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好，他就發自內心地高興。
習書記當時不僅講到了郊區農民的問題，而且也講到了城市的職工問題，他希望佛山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把這次黨的代表大會所確定的奮斗目標貫徹下去。這個是習書記當時提到的一個重點內容。
1980年7月2日，習仲勛在中共佛山市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講話。（左一為呂金湖）
那麼，怎麼做呢？習仲勛同志講道，希望我們貫徹的工作方法，還是最有效的群眾路線——要做好什麼事，必須依靠群眾，相信群眾。
他在會上跟我們講，希望我們接下來要發動整個佛山市的工人和農民，讓農民、職工參與到我們的各項奮斗目標中去，一定要想方設法發揮他們的積極性，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加快步伐發展，為我們實現“四化”闖出一條路子來。在全省中等城市中，佛山要能夠跑在前面，能夠起好帶頭作用。佛山是富饒的珠江三角洲中的一顆明珠，一定要把佛山這個中等城市建設好，使這顆明珠更加明亮。
習書記講了這麼一個期望，而且重點強調了群眾路線這個工作方式，同時還結合實際講了很多具體的內容，這些都很深入當時那個時代的現實情況。他講的話很實在，我們聽得自然就開心，而且確實有效果。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當時結合實際都講了什麼具體的內容？
盧：內容非常豐富，工業、農業、商業、外貿、文化等方面都有涉及。我舉個比較有特點的例子吧。習書記當時講到一個我們重點要建設的內容，就是社會風氣。
社會風氣是什麼？一方面，社會風氣當然包括一些官僚習氣、拜金主義、低級趣味啊，這些相對比較隱性的東西，需要靠法制、教育來轉變。另一方面，更廣泛更常見的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比如，不亂扔垃圾、隨地吐痰，不大聲喧嘩，這些是最基本也是最顯性的社會風氣。那麼要想改善社會風氣，需要誰來支持我們？那肯定就是人民群眾。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幫助，社會風氣就根本不可能改善。
習書記對佛山的歷史是很了解的，他當時跟我們講：“佛山是一座歷史很悠久的城市，1500多年的歷史中，手工業一直很發達，這是很了不起的。清代中國有四大名鎮，漢口鎮、景德鎮、朱仙鎮，還有一個就是佛山。佛山也是嶺南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到了解放以后，佛山的生產和各項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績，還得到過全國‘衛生紅旗城市’的榮譽，也受到過毛主席、周總理的表揚，這個影響是很大的，當時我在北方都知道。但是，經過十年浩劫，很多東西都毀了，還造成了很多不講禮貌、不文明、不衛生的惡果，原來保持得很好的那些傳統丟掉了，所以佛山現在這方面的工作就比較落后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佛山干得很好，工人、農民收入都提高了，精神面貌也比以前好了，現在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遇，我們領導干部一定要把社會風氣這個問題重新重視起來，一定要重奪紅旗。這個紅旗可不僅僅是衛生紅旗，還有講禮貌、講文明，使佛山重新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文明城市，帶一個好頭，把好的社會風氣恢復起來。這個城市的‘四化’建設搞得如何，對全佛山地區、對全省都有影響。”習書記又強調：“做好這件事情，一定要發動群眾，沒有群眾的支持，效果不會好，社會風氣的轉變也不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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