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琚立銘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琚立銘
採訪組人員：嚴宏偉 邱然 趙榮華
採訪日期：2014年4月26日
採訪地點：琚立銘同志辦公室
人物簡介：琚立銘，1945年10月出生，河南濟源人。1965年7月參加工作。196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學歷（華南師范大學函授中文專業）。1965年后，在廣東省委機要學校學習。1966年后，任省委辦公廳機要局、省軍管會辦公室機要處譯電員﹔省革委會辦事組第一秘書辦公室干部﹔省委辦公廳第一秘書處副科長、科長（其間：1972年4月至12月，挂任南海縣小塘公社上安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省委機要秘書。1982年后，任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秘書（副處級）。1985年后，挂任中山市委副書記。1987年后，任廣東省省委辦公廳行政處處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省委副秘書長（正廳級），八屆省政協常委。2000年后，任中共九屆廣東省政協黨組成員、常委、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習仲勛同志有一個習慣，無論到哪裡就餐，吃完飯的時候，第一時間一定會到廚房去，和廚師、服務員、採購員等人握手表示感謝，對他們說：“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琚立銘
採訪者：琚立銘同志，您好！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您在省委擔任重要工作，對他的情況比較了解，這次想請您談一談習仲勛同志切實踐行群眾路線，貼近群眾，基層調研的一些情況。
琚立銘（以下簡稱琚）：好的。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我擔任省委辦公室第一秘書處科長兼省委書記集體辦公會議、省委常委會議機要秘書，在習仲勛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在工作上與他的配合和接觸都非常多。
習仲勛同志貼近群眾，注重基層調研，他在廣東工作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幾乎跑遍了廣東的每一個市、縣。下基層，到工廠、農村，面對基層干部，與群眾直接接觸，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獲得了最寶貴、最真實的情況。
實際上，習仲勛同志的這種切實踐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式由來已久了。習仲勛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大西北的革命工作中，就非常重視發動群眾、走群眾路線。毛澤東曾經高度評價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解放后，習仲勛同志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為黨和國家，為人民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可惜，就在他最年富力強的時候，1962年，康生利用《劉志丹》小說的問題，對他進行誣陷迫害，把他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這也導致習仲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遭到殘酷的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
習仲勛同志認為，正是因為自己“靠邊站”16年，沒有在領導崗位上，所以導致自己對國家各個方面的形勢，各個行業的現狀，對基層的情況，都不是很了解。16年過去了，“四人幫”已經被粉碎，國民經濟已經瀕臨崩潰，政治環境也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國家正處於一個時代劇變的轉折點上，新情況和新問題層出不窮，也沒有什麼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所以，唯有深入基層調查，了解人民群眾的呼聲，了解目前面臨哪些問題，才能深入探索問題的症結所在。
習仲勛同志說：“長期待在機關裡，不下去調查，就無法了解實際情況，人民群眾的呼聲和疾苦往往就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聲也反映不上來……各級領導要多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才能實現正確的領導。”當時習仲勛同志剛到廣東時，面對的是一個很大的爛攤子，受“文化大革命”破壞的“重災區”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省委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廣東省情，抓住廣東存在的主要問題，發展廣東經濟，習仲勛同志從省委日常工作、活動中硬擠出一些時間，並且幾乎犧牲了自己全部的休息時間，深入到基層去調研和考察。
習仲勛同志剛來廣東的時候，廣東的物資供應很緊缺。那時候不僅大部分副食品要憑票購買，有時候買條魚吃、買塊肉吃還要排隊。有時連少得可憐的票証也難以保証。當時的供應緊張到什麼程度，有些老年人為了能買到新鮮的魚和肉，在凌晨兩三點鐘就去排隊。習仲勛同志聽說了這個情況，他就親自去查看體驗。
當時，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就在省委交通科門口。習仲勛同志早上五點多鐘就起來去那個小檔口。當時他發現，前面已經有很多老年人放了小磚頭和小凳子在佔位了，隊伍已經排了老長。於是，習仲勛同志也在那裡排隊，體驗了一下普通市民當時買魚買肉的困難。后來，習仲勛同志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青，是魚米之鄉，現在，魚米之鄉卻沒有魚吃。買來的剝皮魚，過去都是當肥料撒在地裡的，現在都是香餑餑。這樣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為了貧窮，要盡快提高群眾生活水平。”
通過體察民情，親身去體驗群眾的疾苦，更加促進了習仲勛同志切實改變現狀的決心。后來，習仲勛同志領導廣東在全國率先放寬了政策，把統購統銷的商品種類從100多種減少到20多種，后來又減少到十幾種，最后減少到8種。這樣一來，大大縮小了行政干預對市場的鉗制。也正是這個舉措，讓副食供應和其他物資變得更豐富了，人民的菜籃子更豐富，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
習仲勛同志下基層、下鄉，從來不像有些干部，出個門要帶一大幫人，前呼后擁，大小車輛排成龍。他一向都是輕車簡從，帶幾個主要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坐一輛面包車，就出發了。
習仲勛同志的調研方式，非常扎實、細致，從來不是形式主義走過場。他廣泛聽取地、縣、社、大隊、生產隊干部和群眾的情況匯報。一方面是視察，到工廠和企業裡，到田間地頭視察，視察的過程中和群眾零距離接觸，盡量利用一切機會直接接觸農民、工人、干部和知識分子，和他們聊，噓寒問暖，問生活情況，問生產情況，問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和地方干部開座談會，在會上集中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強調和消化中央的指示精神，探討結合廣東新時期的新型發展模式和新思路。這些功底深厚、扎實深入的基層調研，使習仲勛同志逐漸形成了促進廣東發展的新思路，這也為習仲勛同志后來能夠全面充分地了解廣東的實際，了解發展問題的症結所在，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為廣東要權，以及之后創辦特區，使廣東能夠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廣東是嶺南水鄉，四季常青，降雨充沛，河流交織，土地肥沃，自然條件非常優越。但是也有特殊的地方，比如陽山縣的自然條件就極為惡劣，那裡是非常貧瘠的石灰岩地區，主要問題是缺水，因為地質結構的原因，地面存不住水，即使下了雨也馬上滲下去了。《人民日報》曾經有文章報道過這個地方，稱為“被遺漏的寒極”。習仲勛同志到陽山縣去視察的時候，看到那裡的群眾缺吃少穿，人畜飲水都成問題，生活非常艱苦。
習仲勛同志和陽山的農民聊天，農民跟他反映說：“習書記呀，我們這裡太窮了！女人都不願意嫁過來，我們祖孫三代都找不到老婆。”
習仲勛同志沒聽明白他說的話，覺得不合邏輯，就問：“找不到老婆？哪來的祖孫三代？”
農民回答說：“習書記呀，你不知道，我們長到三四十歲，找不到老婆，就要從別人那裡要一個孩子來養，孩子長到三四十歲又找不到老婆，就再從別人那裡要一個孩子，這樣不就祖孫三代了嗎？”
習仲勛同志看到當地農民過得這麼苦，心裡很不是滋味，也非常著急。他仔細考察了陽山縣的各方面情況，發現陽山並不是個一無所有、毫無出路的地方。雖然地理條件不適合農業，但是這裡有很豐富的資源，各處已經有了一些小煤窯、小水泥廠。如果在這些方面抓住優勢，大力發展，陽山很快就能富裕起來。習仲勛同志當即和縣委商定第二天上午開一個干部會。在會議上，習仲勛同志和地方干部深入淺出地探討了目前陽山存在的問題和巨大的發展潛力，理清了思路，明確了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最后，他對大家說：“珠江三角洲的南海比較富裕，南邊有南海，北邊有陽山。我建議你們陽山與南海組織對口賽，看誰發展快。”習仲勛同志為什麼敢讓貧困的陽山和富裕的南海比？因為落后的地區有比較大的后發優勢，一旦找准方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的速度會比富裕的地區更快。習仲勛同志在陽山召開的這次會議和他的這番講話，非常實際，也非常鼓舞人心，一下子就把全縣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之后，在省委的領導和幫助下，陽山縣抓住自己的地質特點和產業優勢，很快就取得了快速的發展，大量的農民脫貧致富了。
1979年，廣東又發生了偷渡逃港的高潮。當時寶安本地、惠陽、東莞等地偷渡非常嚴重。粵東地區的很多人也都跑到寶安偷渡。習仲勛同志親自到深圳去坐陣解決，他看到邊防部隊、武警、民兵嚴陣以待，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地堵，層層堵，流動哨巡邏，官兵帶著警犬去抓、去堵，即使這樣，也堵不住外逃的人潮。
當時寶安的收容所不僅數量少，條件還非常差，關押偷渡人員的房間非常狹窄，人滿為患，人們連坐的地方都沒有。當時天氣炎熱，房間裡空氣污濁，偷渡人員受了很大的罪。而且，虐待和打罵偷渡人員的現象很常見：剃陰陽頭、挂著牌子游街、批斗“偷渡犯”的情景屢見不鮮。
習仲勛同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發現了我們工作上存在的嚴重問題。他當即就糾正說：“叫‘偷渡外逃’不准確，香港、澳門是我們的領土，不能叫‘偷渡外逃’，應該叫‘偷渡外流’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對待敵我矛盾的方法處理。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因為老百姓生活困難，對面生活水平高，我們生活水平太低，所以才偷渡外流，這是我們長期‘左’的路線和‘左’的政策帶來的惡果，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搞游街批斗，不能罰站，不能剃陰陽頭。”
習仲勛同志還說：“反偷渡外流香港的根本措施就是發展經濟，隻有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地剎住偷渡外流風。而當前的緊急工作，也就是治標之策，要在邊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堅決打擊煽動、組織策劃外逃的壞人。同時立即大力開展宣傳攻勢，營造正確輿論，制止外逃，剎住歪風。”他強調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流制止下來。
習仲勛同志秉持著標本兼治的方針，逐步調整政策，落實開放邊境貿易，來料加工，過境耕作等亟待解決的問題。再通過搞活經濟、促進生產、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最終從根本上解決了廣東持續多年、屢禁不止的偷渡外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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