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習仲勛同志剛到廣東時，廣東的工作主要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他又主要抓了哪方面的工作？
張：當時最突出、最棘手的，就是持續的、大規模的偷渡外逃問題。在習仲勛同志來之前，反偷渡外逃的工作方式很單一，就是抓，就是堵，但是這種強硬、單一的手段效果很差，無論怎麼加大力度，群眾跑得還是越來越多。原來那個思維呀，就是把偷渡外逃當成敵我矛盾——“你不好好在大陸建設祖國，跑到香港、澳門去，跑到資本主義那邊去，你就是敵人。”——像這樣的意識，都是“文革”時期留下來的。所以無論怎麼抓怎麼堵，也是治標不治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習仲勛同志來到廣東以后，針對這個問題，馬上就到臨近港澳的邊境地區去視察，看邊防，看農村。當時中央、省委的會議很多，但他主動爭取時間下去調查研究。我們是1978年7月到的寶安，那時田裡的稻子熟了，但收割稻子的人不多，並且幾乎看不到青壯年，都是老頭、老太太、小學生。人手不夠怎麼辦？當時就有些我們邊境的戰士在那裡幫忙。可以說，當時的情況已經很惡化了，寶安縣當時約有三十萬人口，有六萬人偷渡，跑掉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大部分都是青壯年。當時寶安縣周邊地區偷渡都很嚴重，包括汕頭、惠陽地區，甚至內地的人，都有跑到這邊偷渡的。他們經常是白天躲在沙頭角附近的梧桐山上，晚上就下山了，有的爬欄杆過去，有的游泳過去。因為當時偷渡情況很嚴重，那邊港英政府抓得也很緊，他們把邊境的鐵絲網、巡邏哨卡等搞得越來越嚴密。
為處理當時廣東沿海一帶出現的“偷渡外逃”問題，習仲勛同志在1978年夏天，多次深入到鄉鎮、農村，了解到了很多實際情況。像惠陽、深圳、珠海，這些都是偷渡外逃的重災區。習仲勛同志一路走，就看到很多被邊防戰士抓住的偷渡群眾，他們就像俘虜兵一樣被戰士們押著，有的人光著膀子，就穿條短褲，因為他們很多人是在游水的時候被抓的。戰士們把這些偷渡群眾抓起來就放在收容所。那個時候，偷渡的人越來越多，收容所早就人滿為患了，條件非常差，不要說沒有地方可以躺，就是坐也坐不下。習仲勛同志看了收容所裡面人們受苦的情況，心裡非常不是滋味。
可貴的是，面對亂局，習仲勛同志一直保持清醒的頭腦。當時他已經在惠陽開完了反偷渡外逃的會議，接著又到珠海開會，走了這麼一圈，到了許多地方，對情況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了，他的態度也非常明確了。他說：“深圳、珠海這邊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港澳關系，香港、澳門那邊親戚朋友又多，很多群眾是因肚子吃不飽，投靠到那邊去，改善一下生活，其實是迫不得已啊。把這些基本群眾當作‘偷渡犯’，把偷渡外逃看成是敵我矛盾，這樣怎麼行呢？這根本就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根源在於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嘛！”
習仲勛同志這個態度，這個認識，就是反偷渡外逃工作轉變思路的一個開端。人們認識到，隻有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生產，才能從根本上遏制住這股偷渡風。從習仲勛同志這個清醒的認識開始，反偷渡外逃工作才開始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這段時間，寶安縣沙頭角的中英街習仲勛同志也去視察了。中英街一邊是香港的，一邊是大陸的。我們這邊死氣沉沉，有什麼呢？就有一點做塑料花等小手工藝品﹔對面是什麼樣呢？店鋪林立，熙熙攘攘。很明顯就可以看到，一街之隔，完全是兩個場面。
習仲勛同志看到這種情況，心裡很不好受，他就和當時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等來探討這個根源是什麼。方苞同志當時就講，主要就是什麼都不讓搞啊，沒有發展的空間。其實我們這邊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引進點設備搞工業呀，規模上去了，我們就不用僅僅局限在這種小小的手工加工業了﹔另外，我們可以開採石頭、沙子，出口到香港可以賺外匯。確實像方苞同志講的，當時，我們大陸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期間，香港那邊卻在高速地發展，房地產業騰飛而起，需要大量的石頭、沙子這些建材，另外，香港那邊有幾千畝我們的耕地，這個過境耕作問題，當時也限制得很死。什麼都不讓搞，哪個方面都束手束腳，這種情況下，怎麼能發展起來呢？
習仲勛同志深入了解這些情況后，當時他就對方苞和沙頭角鎮的干部講：“當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文革’時期奉行極左路線所遺留下來的，許多本來是對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比如在香港那邊幾千畝屬寶安管的耕地的過境耕作問題，讓香港資本家進設備開採砂石出口、收入兩家分成問題，吸收外資搞加工業問題，恢復邊境小額貿易問題等等。隻要是對發展生產有好處的，有利的，就先搞起來。說辦就辦，不要等！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的什麼主義。他們是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有什麼好的東西，我們也是要學的嘛！”
採訪者：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習仲勛同志敢於做這樣的決策，講這樣的話，確實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張：對呀。當時講這個話很有膽識呀，那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人們的思想意識、政治觀念還被禁錮著，當時無論干部也好，群眾也好，人們大多都在看風向，在觀察，而且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左”傾的壓制，人們輕易也不敢說什麼話，生怕禍從口出。習仲勛同志當時剛剛結束了16年被政治迫害的苦難生活，還沒有正式平反，他就敢說這個話，而且不僅是在廣東說，他后來到中央也是這麼說，而且措辭更激烈，這個后面我會談到。由此可見，習仲勛同志根本沒考慮什麼明哲保身、謹言慎行這種官場上的老八股。他看到群眾受苦，看到經濟蕭條，就是要直言不諱地講實話，雷厲風行地做出務實的決策。
當時，習仲勛同志見到地方上一些工作做得比較好的，也積極加以肯定和給予鼓勵。他反復鼓勵地處祖國南大門的干部群眾，“要為祖國爭口氣，使外邊的人一進來，就感到充滿新氣象”。那次寶安之行，他還到了蛇口，看了一個漁業生產大隊，有5隊船，最大的150噸，共有200多個勞力出海，生產搞得不錯，漁民收入也較高，他很高興。但也存在不少困難，如漁船的維修沒有150噸的船台，零件買不到，口糧供應不足，水產資源受破壞等。習仲勛這次寶安之行，親自對邊境地區的問題進行調查，對他認識廣東和考慮解決廣東的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
現在回顧起來，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不到3年的時間，時間並不長。但是，他所做的工作之艱苦，數量之大，意義之深遠，那都不是平常時候可以相比的。我之前也說過，如果不是習仲勛同志來，不是像習仲勛同志這樣具有優秀品質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像他這樣把個人的榮辱、成敗甚至安危都置之度外，不是像他這樣敢說實話，敢講真話，敢向中央要權，當時廣東也不會那麼快的先走一步，打開局面。
我們廣東的同志原來總是喜歡用一個詞，叫做“噸位”，是用來形容一個人政治威望的重量等級的。如果不是習仲勛這樣一個老同志來廣東，如果沒有他這種“噸位”的話，換一個人，不一定敢講出偷渡外逃不是敵我矛盾，而是人民內部矛盾這個話，更不要說后來又敢於向中央提出要權。但是習仲勛同志就提得很堅決，來了不久就提這個問題。這都是合乎民心，順從民意的。
習仲勛同志到廣東以后，通過下基層，通過調研，充分了解到了廣東當時存在的問題，也從歷史上，從地域上，從各個方面發掘出廣東的優勢所在，這是他能做出好的決策的基礎。你看，廣東這麼好的一個地方，一方面是毗鄰港澳，我們知道香港和澳門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廣東人﹔廣東海外華僑眾多，超過兩千萬﹔廣東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開始了對外開放。你們有空可以去看看那個在隋朝就建起來的南海神廟，它就坐落在廣州黃埔區廟頭村，那個就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見証，是對外交往的一個標志。
當時廣東有這麼好的一個條件，但是什麼都不能干，不僅不能干，各個方面還要限制、審查。廣東的華僑特別多，“文化大革命”時期，廣東有個“特產”，叫做“海外關系黑六條”，是專門整治有海外關系的干部的。一查我們廣東的干部，不能說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七十都有這樣那樣的海外關系。華僑是愛國的呀，華僑絕大多數是很關心祖國的呀，華僑的力量是很大的呀，他們經常寄錢回來，回祖國探親，辦學校，辦企業。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卻把凡是跟華僑有關系的都畏之如虎、草木皆兵，卡得很緊，怕他們裡通外國。所以廣東的這種地緣優勢，人緣優勢，統統都沒有用了，當時的干部隻要有海外關系，就不敢重用，也不能重用。
像這些問題，習仲勛同志了解得很清楚，所以當時他對於做好廣東的工作心裡有數，后來無論是提建議、要權，都非常的堅決。這個系列過程，就是從他剛到廣東之初就到基層調研，深入群眾了解情況，整個改革開放藍圖才開始逐漸成型，逐漸成熟起來。
1978年8月，習仲勛視察汕頭時與當地干部在一起。
採訪者：這一段歷史決策是非常具有開拓意義的，習仲勛同志向中央要權的過程能否重點給我們講一講？
張：好的。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廣東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全省的干部群眾都擁護，覺得這樣做就有希望了。在習仲勛同志的主持下，廣東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很深入，很認真。在開過省委常委擴大會議集中傳達學習三中全會精神之后，常委又做了明確分工，誰到哪裡，分頭下去，同各地區的領導一起學習貫徹，一起聽取意見﹔之后又回到省委，逐個做匯報，花了七八天時間。習仲勛同志一個一個地聽，一個一個地分析。這樣嚴謹細致的工作，這樣鄭重的舉措，是很少見的，就是下定決心，非走這一步不可。
當時按照分工，習仲勛同志到了肇慶地區，與地委書記許士杰一起，前往四會、廣寧、懷集、封開、郁南、羅定、雲浮等縣調查，同正在參加各縣三級或四級干部會議的縣委、公社黨委書記以及部分大隊支部書記座談。他聽到各級干部普遍反映：“多年來沒有開過這樣心情舒暢的會！”大家情緒都很高。實際上，上一年受了災，糧食是減產的，但是因為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鼓舞，干部群眾卻反而都覺得很有希望，各個地方春耕備耕的情況都不錯。習仲勛同志把當時農業形勢概括為“穩定、高興、充滿希望”。他說：“三中全會恢復了黨的優良傳統，端正了思想路線，發揚了民主，大家有什麼話都可以說。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復，黨內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雖然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了，政策導向、意識形態上有了一定的開放性了，但到了實際工作中，廣東還是沒有權。中央各部門手上還有很多原來的“紅頭文件”，很多工作縛手縛腳，如果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廣東就無法舒展拳腳，就沒有辦法大步前進。這段時間省委領導集體認真做了准備，審時度勢，作出向中央要權的大膽決策。省委經過認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定要充分根據廣東的特點和優勢，要求中央給廣東放權，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讓廣東先走一步，這樣廣東可以為國家多作貢獻。習仲勛同志說，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如果廣東還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們心裡也不安。習仲勛同志在省委書記吳南生陪同下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副主席匯報了省委的意見，葉帥聽了十分高興，並要廣東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匯報。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會議中心內容是討論經濟調整問題。習仲勛同志和省委書記王全國帶著省委和廣東五千萬人民的殷切期望，赴京開會。習仲勛同志擔任中南組的召集人。4月8日下午，華國鋒、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參加中南組討論。習仲勛同志快人快語，向中央坦陳廣東省委的意見。他直截了當地說：“我們這次來，省委討論過了，就是想向中央要一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這時華國鋒同志插話問：“仲勛同志，你們要些什麼權？”仲勛同志也是抓住這次機會，把該講的都講出來。當時他已經不講不行，按捺不住了。他就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廣東作為一個省，有五千萬人口，如果放到歐洲，就是個大國。但我們現在什麼權都沒有，連一個小小的‘三來一補’企業，比如來投資或者搞點來料加工、來件裝配，等等。這些統統都要跑外貿部，而且跑斷腿還不一定批得下來。現在我們手腳都被綁得死死的，怎麼發展得起來？”接著他又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這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后來在中央政治局聽取各大組匯報時，習仲勛同志再次講，“ 廣東要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話，我們可以超過香港。”
當時習仲勛同志這一席話，真是石破天驚，誰敢說這樣的話啊？他當時說這個話似乎很不好聽，但這說的確實是實話。它切中時弊，擊中了當時計劃經濟的經濟管理體制存在問題的要害。中央集權過多，對地方管得過死，很多優勢不能發揮，而地方對中央還要作貢獻，比如廣東並不富，每年財政還要上繳十幾個億，不下決心改革怎麼行呢？由於習仲勛同志當時給廣東要來了權，廣東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發展，不是早就超過新加坡、香港和台灣了嗎？現在都要超過韓國了。當然了，這裡指的是經濟總量，從人均水平來說還有差距。
當時習仲勛同志講的那些話，對中央，特別是有關部門來說，肯定是很刺耳的，因為這個意思很明確，廣東發展得不好，就是因為中央的限制過多，就是因為中央不給相應的權力。實際上，廣東敢於第一個向中央要權，是因為有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是把全會的精神同廣東的實際情況結合得出的深入思考的結果，有催促中央把改革的步子加快、加大，能夠擴大地方自主權這樣一種強烈的訴求在裡面。果然，習仲勛同志講了這個話，中央領導同志聽進去了，很多省委書記知道后也支持，因為他們都很有同感啊。萬裡同志當時是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有一次他們很多領導同志一起出行，同在一個面包車上，萬裡就說，“哎呀，仲勛同志，你講得好！廣東先搞，我們跟著來！”當時，廣東周邊的，原中南地區的，像廣西、湖南、河南的領導同志，也都支持習仲勛同志。
這就是我剛才談到的“噸位”，習仲勛同志“噸位”夠，而且他確實義無反顧，他提出的建議又是正確的。最重要的一點——他不是代表個人的，他是代表廣東的干部群眾的強烈要求，是合乎民意的，他講出了大家的心聲﹔從周邊省份的反映來看，他也是同全國人民的要求和心聲相一致的，代表的是一種時代潮流。但是，講真話是需要勇氣、敢於擔當的，習仲勛同志剛剛恢復工作還沒有多長時間，中央為“《劉志丹》小說反黨”冤案平反的決定還沒有正式出來，當時他就敢講這個話，就敢講出別的省委書記不一定敢講的話。
那麼習仲勛同志這種無畏的精神，這種勇氣，是從哪裡來的？從基層來，從群眾中來。是他通過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順潮流，得民心，從而了解到各級組織和廣大基層群眾的這種迫切要求。還有就是來自他自身的品質，來自像他這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來自他的信心和耿耿情懷。所以，習仲勛同志1979年4月進京開會，就一定要給廣東要權，並且要到了權。
今天想起這些，想起習仲勛同志是怎麼樣切實地為群眾做事，為廣東的未來發展去爭取，他的這些精神、品質，確實對我們的教育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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