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與群眾路線》（上冊）一書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本採訪實錄，包括31位曾經在習仲勛同志身邊工作或者近距離接觸過他的干部、群眾的25篇採訪記錄，共42萬多字、100多幅圖片，其中許多圖片是首次公開發表。本文是中央黨校採訪實錄編輯室對張漢青同志的採訪實錄。
採訪對象：張漢青
採訪組人員：陳憲宇（統籌） 邱然 陳思 趙榮華
採訪日期：2014年4月20日上午
採訪地點：張漢青同志家中
人物簡介：張漢青，1931年11月生，廣東揭陽人。1949年8月入團，1950年3月入黨。1951年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干事，以后長期在黨委機關和新聞戰線工作。1963年5月開始，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同志秘書，后下放中央辦公廳、廣東省委“五七”干校勞動。1972年到南方日報工作，任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1978年12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1985年6月后，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黨校校長，廣州市政協主席、黨組書記。1992年起，任廣東省第七、八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是第八、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習仲勛同志下基層是家常便飯，他到過粵東、粵北、粵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許多縣、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層，是非常貧困的地區。像陽山縣的東山、清遠縣的白灣等自然條件很差的貧困石灰岩山區，他都跑過了。——張漢青
採訪者：張書記，您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起就長期在黨委機關和新聞戰線工作，對黨史有很多深入的研究，那麼您對習仲勛同志來廣東以前的情況應該是比較了解的了。
張漢青（以下簡稱張）：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發展比較順利，成績顯著，但以后在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和曲折發展中，我們黨也犯了錯誤。由於在指導思想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政治運動不斷，有很多老同志遭到錯誤批判甚至迫害。比如習仲勛同志就是這樣的，威望很高的一個西北局書記，建國后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等重要職務。無論建國前，還是建國后，他都為我們黨、我們國家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結果康生利用《劉志丹》這本小說，捏造罪名，迫害了他這麼多年。
習仲勛同志是1962年夏天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隨后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由那個“理論權威”康生挑起的《劉志丹》小說事件和所謂“利用小說反黨”問題，從此蒙冤受屈，開始了他人生一段坎坷漫長的受審查、批斗、下放、關押和監護的歲月。在“北戴河會議”結束時，康生誣陷習仲勛“勾結”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和他的愛人李建彤，授意炮制“反黨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在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時，康生寫了個“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的條子，遞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念了這個條子，就變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廣為流傳。后來康生任“習仲勛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習仲勛同志遭到長時間的迫害。
首先，那本書是以小說形式講述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志丹同志生平的文學作品，完全沒有反黨﹔況且，由於習仲勛同志對劉志丹同志非常了解，他對那本書提出很多修改意見，並曾經不同意寫這本書，並不是積極推動那本小說出版的人。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習仲勛同志所經歷的這16年的審查都是徹頭徹尾的冤案。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后，習仲勛同志才於1978年初復出，並奉中央之命南下主政廣東，“把守南大門”，當時他已65歲。
這16年，對於習仲勛同志來說，正是經驗豐富、年富力強的時期，很可惜呀，就這樣白白浪費掉了。不僅對習仲勛同志造成了非常殘酷的迫害，也對我們黨、我們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所以，現在看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千萬不能搞，歷次政治運動直至“文化大革命”，傷害了多少人，對我們國家傷害非常大。
所以，習仲勛同志來廣東以后，平反冤假錯案，非常堅決。他到廣東半年左右，就向中央匯報了有關廣東歷史上反右派、反地方主義等問題，后又明確提出要在1979年國慶節前把冤假錯案基本處理完。同時，他對落實人的政策，採取入情入理的態度。就是對確有錯誤的同志，按他的說法，也要“心硬手軟”，對其所犯錯誤要嚴肅指出，但處理要寬容些，要給人改正錯誤的機會。習仲勛講過這樣一句話：“犯錯誤同志的心情，你們可能不知道，我知道。”1979年2月到肇慶地區，在同基層干部座談時，發現有些同志挨了整，受了委屈，心裡不大痛快，習仲勛跟大家交心。他說，要說委屈，我也是受委屈的。把我關起來，監護起來，不讓工作，一共16年，要發牢騷是有很多可發的，但我把這個當作是對自己的鍛煉。我已60多歲了，要把一天當做兩天用，盡量多做些工作，這才稱得上是毛主席親自教導出來的老干部。希望受了委屈的同志，振作起來，好好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這是很好的學習。這種推心置腹的交談，比空空洞洞講理論有用得多。因為習仲勛同志和他們一樣也是極左路線的受害者，他受到的迫害比他們要嚴重多了，所以他說的這些話更有分量，更讓這些干部受到教育啟發。
習仲勛同志受迫害的時候，周總理盡力保護他，后來在他復出之前，葉帥、王震同志的意見，還有鄧小平同志的批示，最終使他擺脫了困境，當時有很多老同志幫助他。直到1978年3月，也就是習仲勛同志來廣東的前一個月，他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他復出的時候，很多老同志都很高興，都來看望他。在他來廣東之前，中央對他的期望是很大的，包括葉劍英元帥也是對他期望很大。
1980年5月葉帥回故鄉梅州那一次，當時是習仲勛同志陪同的，我也去了。臨離開梅州那天，在地委院子裡，葉帥同大家見面，講話。他和習仲勛同志還有梅縣地委的同志，大家就那麼站在院子裡，但是葉帥年紀大了，說話聲音有時不大清楚，當時也沒有准備擴音器，習仲勛同志看大家有的聽不清楚，就跟我說：“漢青，你給翻譯一下！”我就大聲給葉帥翻譯，其實也不是給老人家當翻譯，就是當個擴音器（大家笑）。
葉帥一向是很支持習仲勛同志的。習仲勛同志來到廣東以后，大刀闊斧抓工作，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支持，當然也會有不同的聲音。1978年，葉帥就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胡耀邦同志，讓耀邦轉達他的意見，葉帥說，“仲勛同志去廣東后，大刀闊斧，打破了死氣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完全支持仲勛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麼問題，希望直接找仲勛同志談。”對此，習仲勛在省委的會議上說，從來信可知，不光是葉副主席一個人支持，是說“我們支持”﹔不是支持他個人，是支持整個廣東的黨員和群眾放手干，隻要你干得對，中央就支持。
採訪者：在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期間，您從《南方日報》副總編輯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在兩年多的時間裡，一直和習仲勛同志在一起工作，所以您對他在廣東期間的工作情況，特別是群眾工作方面的情況應該是有比較詳細的了解。
張：習仲勛同志在廣東主持工作期間，他的工作方式，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可貴的群眾觀點、群眾情懷、積極踐行群眾路線的精神，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給廣東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習仲勛同志離京來廣東是1978年4月5日，那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第二天，他出席正在舉行的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他在講話中深情地說，他“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習仲勛同志先是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到年底中央下發文件，由他任省委第一書記，后又當選為省長。他主政廣東共兩年八個月。習仲勛同志來廣東這段時間，正面臨醫治“文化大革命”的創傷，百廢待興。我記得，當年習仲勛同志用的是“百廢待舉”，這個詞比“百廢待興”似乎更要貼切。“廢”、“舉”是對應的，並且“舉”字原來繁體字下面是個“手”字，是“對舉”，兩手舉起的意思。醫治“文化大革命”的創傷，不光有物質、經濟、生活方面的意思，還有之前一些錯誤混亂、極左觀念的糾正的意思在裡面。所以，習仲勛同志來廣東，他實際上是臨危受命，以一種無私無畏的精神，來廣東挑這個重擔的。
當時，對廣東的大致情況和面臨的繁重任務，習仲勛同志心裡是有數的，但是對廣東具體的風土人情，社會環境，人民生活，他並沒有實際接觸過，隻能來了以后迅速地適應。這對一個六十多歲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特別是廣東氣候潮濕炎熱，對他這個一直生活在北方的人來說，是比較難受的。
當然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廣東當時的情況來講，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開，“四人幫”也剛被打倒不久，正處於社會巨變的時期。廣東在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之后，社會蕭條，何去何從也很迷茫。廣東一方面需要治療創傷，一方面需要尋求前進的路子，所處局面是非常紛繁復雜的。所以，習仲勛同志在這個時候來全面主持省委的工作，肩上的擔子可想而知有多麼繁重。他在廣東期間，以一名老戰士的頑強意志和高度的責任感，忠心耿耿，恪盡職守，夜以繼日地工作，既大刀闊斧，又謹慎細致，給廣東的干部和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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