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您陪同習仲勛同志跑了很多地方，他貼近群眾的事例，您一定能列舉出來很多吧？
張：那太多了。我舉個例子，1979年初那次我們到肇慶去，所到之處，都是山區和林區，習仲勛看到不少地方存在亂砍濫伐森林的情況，十分擔心廣東的林業出現危機，再次講了“廣東木材資源到了枯竭邊緣”的話。后來習仲勛同志為了解決亂砍濫伐的問題，為了綠化廣東，讓省委專門發了文件。不久，習仲勛同志出席省委黨校讀書班開學大會，讀書班裡很多都是縣委書記，他在會上一開頭就圍繞植樹問題講了一大篇話，並告訴大家下午省委的領導都要去植樹。他號召每個同志都要關心植樹問題，搞好全省的綠化。像這些決策，都是他在地方調研、深入基層之后做出的。
下面我再講一件在肇慶時發生的事情。當時我們在肇慶的懷集，原先安排的工作都已經做完了，准備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飯就走，到封開、郁南那邊去。本來行程都安排好了，卻因一個事情耽擱下來。那個晚上習仲勛同志回到招待所，時間已是11點了，發現桌面上擺了兩封群眾來信。因為肇慶這個地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留下的冤案很多，特別在懷集縣，非正常死亡人數較多。這兩封信，都是控告信、申訴信。信裡面寫的內容就是講述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害死的事情，要伸冤，要習仲勛同志給做主。習仲勛同志把這兩封信打開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嘆了口氣說，“唉，明天不走了，先把這個事情處理完再走。”
第二天上午，就按他的吩咐找這些群眾來開會。當時來了約有二十人，不光寫信的，還有其他人。當地人知道習仲勛同志來了，很多人就都跑過來了，其中有許多農村婦女。結果群眾來了以后，有的情緒很激動，又哭又罵，找習仲勛同志要丈夫，要兒子。這些婦女確實也很不幸，他們的親人在“文革”武斗的時候，有被打死的，有被打殘的，這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很慘痛的。當然，人死不能復生，要回丈夫、兒子是不可能的了。她們就指証這個是凶手，那個是凶手，要求政府把這些凶手都要處決。
當時那一刻的情景，我們原也沒有思想准備。習仲勛同志作為省委領導，在當時挺身而出，把自己放在矛盾的焦點上。他那麼大年紀了，被那些情緒激動的群眾圍著，安全隱患問題必須考慮，我們這些隨行的同志都感到有些緊張。但是我們看到習仲勛同志卻很從容淡定。習仲勛同志從他年輕的時候干革命，一直以來的習慣就是到第一線和群眾接觸，他知道群眾情緒激動，是因為他們遇到了冤屈，遇到了不平。在習仲勛同志看來，隻有了解他們的情況，幫他們解決問題，解開心裡的疙瘩，才更能接近他們。在他眼裡，群眾就跟他的親人一樣，他怎麼會怕群眾呢？
習仲勛同志和這些婦女談了很多，了解到了大量的具體情況。客觀地說，“文革”時期的武斗，其實很難說誰是凶手，誰是受害人，因為在那個動亂年代，參與武斗的人大多都失去了理智，絕大多數都是毫無意義的派性斗爭。習仲勛同志之前就對這種情況了解，但他之前沒有在第一線面對群眾處理這些事情，這次他與群眾面對面，了解了真實的情況。
1979年2月，習仲勛在雲浮縣石材廠考察。（前排左一為張漢青）
習仲勛同志就在現場給這些婦女做思想工作，努力安撫她們，化解她們心中的仇恨。他說，“過去，他殺了你家人﹔今天，咱們再殺他家人，這樣你們兩家就結了仇，結了怨了，就永遠沒完沒了了，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但是婦女們情緒還是很激動，聽不進去，她們說：“殺人就是要償命！政府就應該處決那些殺人犯！”
習仲勛同志說：“‘文革’時有多少人參與武斗啊！那要處決多少人才行啊？‘文革’已經打死了這麼多人，現在‘文革’結束了，咱們政府不可能再那樣殺人了呀！不能下這個手啊，否則現在和那時候還有什麼區別呀？”
這時有的婦女說：“那怎麼辦呢？難道我家裡死了人就白死了？這不公平！政府必須給我們做主！”
習仲勛同志就很耐心地跟她們說，“我來這裡，就是要讓你們安心，政府一定會給你們做主的。但是咱們一定不能蠻干，咱們要調查清楚，要弄明白，一定要把幕后策劃這個事件的那個人，把主謀給找出來，然后咱們讓政府依法判處他。”
習仲勛同志這番話很有說服力。這個時候，旁邊有些群眾覺得習仲勛同志說得有道理，就反過來幫助習仲勛同志做勸說工作。其中一個婦女說：“你們聽聽，首長說的有道理呀，俗話說，巧人動嘴，笨人動手。動手打死人的不一定是壞人，他可能只是愚蠢，但是在背后出壞主意的那些人，才是真的壞！首長的意思，就是要找出這些最壞的人，讓咱們政府審判他們！”習仲勛同志認為她講得有道理，稱贊她講得好。習仲勛同志說，隻要調查清楚確實是指揮殺了人的，不管今天他在哪裡，干什麼工作，都一定要給予法律制裁。
同這些群眾交流的時候，習仲勛同志是很動感情的。他對這些婦女說：“其實我是理解你們的啊！你們家裡人在動亂中死了，你們很悲痛，我的心裡也很難過啊！我今天代表省裡來幫你們解決問題，但是你們知道嗎？就在不久之前，我還在下放呢，我都下放16年了，我也是受了很大冤枉的。但是那又有什麼辦法？‘文化大革命’已經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了，我們還要過日子，要過好日子，還要往長遠看。隻有你們大家都好好的相處，以后的日子才能過好啊。”
習仲勛同志當時說的這番話，都是特別朴實的老百姓的語言，表達了他的真情實感。當時聽到他這番話，在場群眾都受到感動，情緒也平靜下來。他這樣一個老同志，不擺架子，不說官話套話，更不逃避自己的責任，直接面對群眾解決他們的問題，安撫他們的情緒。並且他能夠用自己的親身遭遇，去做群眾的思想工作，耐心解釋引導，這是非常感人的。這件事情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深刻。
習仲勛同志經常給我們講：“我們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們要把人民的事情辦好，就要讓人民當家作主，把群眾的意見、要求反映出來，集中起來，然后再回到群眾中去貫徹執行。”
習仲勛同志下基層是家常便飯，他到過粵東、粵北、粵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許多縣、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層，是非常貧困的地區。像陽山縣的東山、清遠縣的白灣等自然條件很差的貧困石灰岩山區，他都跑過了。有一次，我們陪他去陽山縣那邊，那裡有個東山大隊。當時天氣很炎熱，我們到那裡的時候，習仲勛同志已是滿頭大汗。東山大隊的同志就在大隊部門口擺了一個臉盆，裡面放上清水，挂了一條毛巾，准備等習仲勛同志到的時候洗洗臉，擦把汗，讓他涼快一下。
1998年2月，習仲勛在深圳迎賓館與張漢青在一起。
這個東山大隊，是嚴重缺水的地區。因為碳岩地質結構的原因，天一下雨，很快就滲下去了，存不住水。所以當地人就靠人工修一些小水池，小水塘，存一點水。這種情況下，當地的人畜飲水都是很緊張的。習仲勛同志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走到門口，就徑直到會議室裡面去了，那盆水他動都沒動。
當地的同志就說：“習書記，你洗把臉，涼快一下嘛。”
習仲勛同志回答說：“不用洗啦，你們這裡水那麼金貴，還要我洗臉，太浪費了。”
一方面，是出於節約用水的考慮，另一方面，習仲勛同志也不願意搞這個特殊化，大家都熱，都出汗，那大家就同甘共苦嘛。這件事情，使大家很感動。一位六十多歲的省委主要領導人，還這麼風塵仆仆，輕車簡從，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奔走於偏僻山區，實在令人敬佩。我們今天的年輕干部，真的要好好學習他的這種精神。
習仲勛同志跑遍了廣東各個地區，對很多地方他都會做細致的了解，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比如1980年4月，習仲勛同志到南海縣的調查就很認真細致、很深入。4月16日，南海縣召開黨代會，習仲勛同志要我先到南海找縣委的同志了解一下黨代會的情況，了解南海的經濟為什麼能夠搞得比較快。他對下去的要求講得很細，包括黨代會代表的選舉、擬提交選舉的縣委班子、縣委的工作報告、選舉出席省黨代會代表、縣黨代會召開之后接著要開的人民代表大會的准備情況，都講了。我到了南海，聽了縣委書記梁廣大同志的介紹回來后，將有關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向習仲勛同志作了匯報。4月18日晚上，習仲勛同志到了南海，他仔細地詢問了縣委新班子選舉的情況和代表們對縣委工作報告的意見。4月19日上午，習仲勛同志參觀了平洲的一家電子塑料玩具廠。在路上，他聽到南海全縣在當年第一季度來料加工企業收到加工費77萬美元，等於出口一萬頭豬，以及在那幾個月裡簽訂了72個引進外資合同，合同金額多達六千多萬港元時，非常高興，他認為引進外資的工作還要大發展。4月19日下午，在南海縣黨代會閉幕式上，習仲勛同志講了話。他說，他這次來，是向同志們學習的，下級黨委是上級黨委的先生。今后領導要盡可能走出辦公室，跳出文件堆，擺脫繁雜的事務，到工人農民中去。腦子裡原來什麼都沒有，只是個“加工廠”，離開客觀實際搞不出什麼東西來。他肯定南海的工作搞得好，並鼓勵南海在廣東的“四化”建設中起帶頭作用。他說：“在全國，廣東要先走一步，你們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幾個縣中先走一步，你們敢不敢？”大家齊聲說：“敢！”當時現場的氣氛非常好。習仲勛同志說：“這次黨代會選舉產生的班子是好班子，干實事的班子，但縣委成員平均年齡達到49.4歲，大了一些，縣委中沒有一個青年干部，沒有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參加縣委。”他還說：“今后提拔干部要有文化水平這一條。沒有文化，不懂科學，不會領導生產，不會做經濟工作裡的群眾工作，就不能當領導。”他的話講得很直率，也很親切，大家聽了很高興。4月20日下午，習仲勛同志又找新產生的縣委委員座談，認真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再次肯定南海的領導班子是個好班子，並鼓勵大家有事要同群眾商量，跟群眾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縣中做到先走一步。
習仲勛同志踐行群眾路線的一言一行，一直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們常講“魚水關系”、“魚水情”，魚是離不開水的，那麼水是否不能離開魚呢？魚離開了水就死了，而水離開了你這條魚，照樣還是水。現在我們的干部很多都不懂這個道理，他們有的人以為自己天生就是掌權的，就可以任意動用手中的權力。這種思維方式是極端錯誤的，會失去民心，失去群眾基礎，會給我們黨和國家造成巨大損失的。
群眾路線這種無產階級價值觀是從哪裡來的？我們一定要搞清楚，一方面它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群眾創造一切，沒有人民群眾哪裡有我們？再一個就是在實踐中切實接受群眾的教育。如果你不到群眾裡面，不同他們接觸，不同他們齊心協力奮斗，真正做到心心相印，榮辱與共，你怎麼能感悟到群眾有無窮的力量？你怎麼能了解到群眾有最大的智慧？你怎麼能認識到群眾的勞動才能創造世界？這就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
在習仲勛同志的領導工作中，我感到有一條是很重要的，他特別注重發揚黨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好傳統，通過調查研究，統一思想，做出決策。比如對廣東農業存在的問題，包括如何處理好廣東的工業與農業的關系，農業生產的責任制如何搞等，當時大家的認識並不完全一致。為此，省委通過整風的辦法揭露農業存在的問題，並組織常委分頭下到各地搞了十多天的調查，然后回來匯報，分析研究。從1979年2月26日至3月6日，省委花了七八天時間搞下鄉調查匯報，然后進行綜合分析，集思廣益，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習仲勛同志在最后的講話中說：“這次大家的意見之所以能取得那樣一致，是因為大家親自下去看了，了解了，這樣，意見就容易統一了。干部下去，也是學習。這也是思想作風的轉變，在工作著重點轉移的新課題下，這是個很好的開端。”這裡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就是要下基層，要“接地氣”，要從“實事”中去“求是”，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下基層不是走過場，做樣子，而是真正向群眾學習，隻有到了群眾中你才能真正學到東西。那麼誰是領導干部的老師？群眾才是老師。
採訪者：后來習仲勛同志晚年到廣東來休養，您也經常和他見面？
張：是的。習仲勛同志剛來廣東時講過，下半輩子要靠廣東的水土養育自己。后來他也確實是這樣，年紀大了退下來，也很願意回廣東來生活。他對廣東很有感情，別看他隻在這裡工作了兩年八個月，但是他對這裡的干部、群眾的感情，真是非常深厚。習仲勛同志晚年曾經在珠海住過一段，更長時間是住在深圳。我都有去看望他。我一去看他，我們一起聊聊天，他就很高興。
現在習仲勛同志已經離開我們很多年了。回想起當年，我們這些晚輩很有幸在像習仲勛同志這樣的老革命家身邊工作。他的品格操守，他的革命情懷，他發自內心的熱愛群眾，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激勵著我們。前人詩雲：“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習仲勛同志的功勛是不朽的，他的風范也將長存。
採訪者：我們知道您多年來從事領導工作的同時也一直在從事文字工作，有很深厚的文字功底和工作經驗，我們想知道您對我們這本書有什麼樣的意見和建議？
張：說一說我的建議吧。我期待你們能夠精心搞好這本書！從黨的群眾路線這個角度來切入，把習仲勛同志這樣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有時候，我們這些人在回顧習仲勛同志主政廣東這段歲月的時候，也經常在談這個問題：習仲勛同志這麼好的作風，怎麼能傳承下去，怎麼能抓住群眾路線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讓它不斷發揚光大，怎麼能更好地彰顯習仲勛同志這位老前輩、老革命、老共產主義戰士的本色。通過這些，來更深刻地教育和啟迪后人——這是我們黨的事業能夠發展的重中之重。
我們黨要是脫離了人民群眾，要是不堅持走群眾路線，就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拋棄了無產階級的價值觀，那個危害可是太大了，可以說事關黨的生死存亡。“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作為共產黨員，我們每個同志對此都要時刻警惕。
那麼從你們出版社來講，一定要把這本書編好，要對得起習仲勛同志啊。他用自己一生的實踐來書寫“群眾路線”這四個大字。所以你們一定要把這本書做精、做好，把習仲勛同志的精神傳承下去。這就是我對你們提的一個建議，也是我的內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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