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后來中央對習仲勛同志的建議和要求是不是迅速做出了反應？
張：是的。一方面，廣東迫切地需要中央的一些權力下放﹔另一方面，當時中央也要加快推進改革開放的步伐，正需要找一個地方做試點。這個試點不會是一個縣、一個區、一個市，那個規模太小。肯定是要選擇一個合適的省份來推行這個試點。廣東是這樣大的一個省，有五千萬的人口規模，又是沿海省份，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對外交往早，佔有非常得天獨厚的優勢。當時來講，國家總不可能把特區辦到內陸的邊遠省份吧，一定要在沿海這個地方。古語說“天時，地利，人和”，廣東就有這樣的人文、地緣優勢。前面我講了，華國鋒、李先念、胡耀邦在中南組聽到了習仲勛的要權意見，后來各大組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時，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谷牧等參加，習仲勛再次講，“ 廣東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的話，我們可以超過香港。”廣東省委的要求，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明確表態，要給廣東權力，讓其“先走一步”。當他在聽到廣東有關“貿易合作區”的名字一時定不下來時，明確地說，“還是叫特區好，可以劃出一個地方，叫做特區。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小平同志指示廣東省委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不久，中央決定委派谷牧同志會后來廣東調研並協助起草相關文件。所以，我深深感到，廣東向中央要權和中央批准廣東的要求，這是不謀而合，上下同心。
我們在北京還沒有回廣東之前，習仲勛同志就跟我說：“漢青，你趕緊給省裡打個電話，讓大家知道中央同意了，好做點准備。”我就趕緊打電話，當時是省革委會的李美清同志接的電話。我就跟她講，要做一些什麼樣的准備。這樣在中央派谷牧同志下來之前，廣東就已經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
採訪者：大致都是一些什麼樣的准備工作？
張：簡單來說，就是要准備材料，一是起草匯報提綱﹔二是提出有關“特區設想”。這就得要算賬，要准備討價還價。向中央要權，要政策，需有個發展目標，到哪一年要達到創匯多少﹔同時，廣東的財政是要上繳中央的，到底要上繳多少，搞大包干，也有個磨嘴皮的過程。特別是財政部，它們摳得很緊啊，不會輕易放過。地方上繳得少，中央財政就吃不消嘛﹔上繳得多，也影響地方的發展。所以肯定要談幾個回合，想辦法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年5月13日，谷牧副總理帶領工作組到廣東，幫助廣東省委准備報告中央的文件。谷牧后來又去了福建，也是幫助准備文件報中央。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也是廣東干部群眾盼望已久和對之充滿感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中，關於財政方面，明確“明后兩年，廣東每年上繳數確定為12億元，福建每年補助數確定為1億元”。還明確“關於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后，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採訪者：習仲勛同志的“東三區”之行，您是全程陪同的，能否給我們講一講？
張：“東三區”，這是習仲勛同志習慣的講法，后來我們就沿用下來了。是指1978年7月至8月，他帶著我們幾個人，坐著一輛面包車，到廣東東邊的梅縣、汕頭、惠陽三個地區做調查。這次考察工作中，調研農業狀況是重點。習仲勛同志很重視農業，從他來到廣東，就一直在抓。可以說，他的足跡遍布廣東的山山水水。當時廣東的農業狀況很差，一方面南部偷渡外逃跑了很多青壯年，人力不足﹔另一方面從“東三區”以至全省來說，生產方式都很落后，產量、規模都不行。廣東四季常青，卻沒有菜吃，這麼多沿海、湖泊、江河，卻沒有魚吃，因為農、林、漁業落后了。
這次“東三區”之行，習仲勛同志先后到了21個縣，接觸了很多人。這一路，他都到農村的田裡去看，到水邊去看，沿途也都要仔細觀察那些山頭。他和地方干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談。在東江上游一帶，他看到許多山頭光禿禿的，就指出，“這個農業太落后了，山上也是光禿禿的。沒有山就沒有水嘛。廣東是七山一水兩分田，山地佔了七成，江河湖泊佔了一成，耕地才隻有兩成。你這個山搞光了，光山禿嶺，不行啊。農田基本建設不光要治水，而且要治山，我們要靠山吃山，吃山就要養山，不養山就會‘坐吃山空’。”他還講，“山林對農業的關系極大，一片森林就是個小水庫，凡是森林覆蓋面積大的地方，水土就不流失，還可以調節氣候。”所以，當他看到有些地方的山區，林、糧、果、雜糧經營得很好，既造了林，又開墾了梯田，種上果樹、雜糧，他就很高興。他提出要搞好規劃，把治山提到議事日程上。他一路上就跟我們講這些，一路找各級干部座談，找群眾談話，到村庄、地頭、山野、工廠調查。我們都認真地記錄下來。最后他用八個字概括他的印象：“形勢很好，問題不少。”
這年廣東早先遇上連續四十多天的低溫陰雨，推遲了早稻插秧季節，但經過各級黨委和廣大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從全省統計，糧食生產仍獲得了好收成。三個地區早稻豐收了，人心比較穩定，群眾情緒較高。但廣東的農業發展不快，耕作還比較落后。當時正是晚稻插秧季節，一路上，習仲勛同志看到拖拉機不多，隻有很少幾輛，像在龍川，一輛都沒有看到。一直到了五華、興寧那邊，才看到稍多一點。而后來在汕頭的普寧縣洪陽鎮，習仲勛同志看到田裡有兩個大漢在前面拉犁，后面一個大漢在掌犁把，三個人拉著一張犁翻地。習書記看了以后心裡很不舒服。他說：“這個怎麼得了啊，解放那麼多年了，現在還靠人力拉犁。”雖然這是個別現象，但缺乏耕牛，拖拉機質量很差，維修費用很高，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1979年2月，習仲勛到肇慶農村了解農民自制沼氣情況。（左一為齊心，右二為張漢青）
所以，習仲勛同志下定了決心，農業一定要搞好，事實上，他一來廣東，就是來抓農業的。1978年省委抓了整風，結合解決農業落后問題。后來習書記本人還兼了省農委主任職務。農業方面問題很多，肥料也缺，農機也缺。還有允不允許包產、包干問題，有不同看法，有不同做法。過去講支農，實際上農業並沒有被擺在首要位置上，而企業的扭虧增盈，有的是搞“轉虧增盈”，把虧都轉到農民頭上了。習仲勛同志來到廣東以后，面臨的就是這樣嚴峻而且復雜的問題。他帶領省委一班人，重視解決農業方面存在的問題，認真探索農村的改革。他大膽支持一些地方對包產、包干的試驗，同時又不搞一刀切，讓各級黨委按照不同的情況去做。
習仲勛同志多年養成一個習慣，做了什麼工作，總要向中央寫報告。他來廣東以后，隔一段時間就要向中央匯報一次。老人家做事的認真、嚴謹和敬業精神，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省委工作中的問題，他自己有機會自己講，有時候就請省委書記李堅真大姐去講，因為她和中央各方面都很熟悉，有時候習仲勛同志就說，“大姐，你去講一下吧！”有些問題，比如省委做了決定，他還不放心，還要向中央匯報，他很重視這個過程。
你看，現在我們六十歲就退休了，回家享受天倫之樂了。習仲勛同志那時候六十多歲才來挑重擔呢，而且是這麼重的擔子，付出那麼大的努力，取得那麼大的成就，真是不簡單。他深入群眾、深入基層的工作方法和精神，令人欽佩。
採訪者：我們知道，您在擔任領導崗位的同時，也一直致力於黨史、黨建的理論研究和實踐，那麼在那個時候，您就群眾路線這個問題是否和習仲勛同志有過比較多的交流？
張：這方面確實有過一些交流，我是從一個晚輩和助手的角度來同習仲勛同志交流的。習仲勛同志這個人之所以這麼朴實，之所以和群眾感情那麼深厚，不僅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也因為他一生的事業都是為了群眾，也一直在受到群眾的支持。可以說他與群眾就是魚和水的關系，他熱愛群眾，並得到群眾的愛戴支持。毛主席說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另一方面，習仲勛同志革命生涯中，順境、逆境，都體驗過。如果講順境，他那麼年輕就擔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那麼重要的職務，當時毛澤東叫他“娃娃主席”﹔當然，這個順境並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他艱苦奮斗得來的。如果講逆境，他在人生最巔峰的時期，在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期遭受迫害，一下導致了十六年的隔離審查生活，在他復出的時候，已年過花甲，白發蒼蒼了。這種含冤受屈、慘遭磨難的逆境，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熬得過來，還能繼續振作起來，為人民再立新功的。習仲勛同志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投身革命，他年輕有為，再加上后面曲折的閱歷，這些磨難，習仲勛同志全都看作是對自己的一種鍛煉，那麼也就造就了他這個人更堅強的品質。
現在有些年輕干部學歷和文化水平不低，但缺少歷練，沒有什麼實踐功底，沒有什麼群眾工作經驗，這是一個缺陷。有一次，我跟習仲勛同志談起我們現在有些干部存在的問題，他問是什麼問題，我就談到了主要是有兩大不足：一個就是理論修養不足，解放初期，機關裡對學馬列抓的很緊，盡管工作很多，還是要堅持理論學習，形成制度，但是到了后面就越來越不足﹔再一個就是群眾工作的經驗不足，根底不厚，對干部到基層鍛煉抓得不夠好，“三門干部”比較多。習仲勛同志認為我講得對。所以，現在黨的群眾路線、群眾工作這一課，是一定要補的，並且要堅持不懈抓下去。過去考察干部有一條，就是看群眾基礎怎麼樣，會不會做群眾工作。
像習仲勛這樣的老同志，他們跟群眾接觸得特別多，講話胸有成竹，很放鬆，很談得來，也有話題可談。從他們自身來講，喜歡跟群眾交談，同時，群眾也喜歡跟他們談。但是現在我們很多年輕干部，跟群眾接觸就沒那麼容易，也不知道怎麼跟群眾談話交流，跟群眾缺少共同語言。
現在回憶起來，我們最初去寶安、到沙頭角那次，是在1978年7月，那是很熱的時候。習仲勛同志住在縣招待所，房間裡隻配有電風扇。習仲勛同志出門就拿著一把大葵扇。在廣東那幾年，逢酷暑天氣，習仲勛同志像個普通的鄰家老人一樣，拿著大葵扇到處走，照樣跑基層、上會場，根本看不出他是省委第一書記。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習仲勛同志的朴實、平和，表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
習仲勛同志到群眾中間，就像魚回到水裡一樣，非常從容，非常親切，可以無話不講，坦誠交心。他發自內心的特別重視群眾工作，特別關心群眾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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