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研究【2】

二

遵義會議正式開會的時間隻有三天，主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和確定紅軍之后的行動方針。其主要成就有三：

其一，會議全面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之后軍事指揮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戰略戰術，並將其確定為紅軍之后的作戰方針。這在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及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發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其二，會議剝奪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軍事指揮權，取消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體制，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雲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頁。）這標志著軍事指揮體制的轉變和毛澤東重新回到軍事指揮的最高決策層。

其三，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整整一年后，中央領導核心層的又一次重要變動。一年前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等為書記處書記。（參見《陳雲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頁。）遵義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正式的組織決定，這標志著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不僅如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長篇發言，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周恩來發言時就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之后的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擁護。（參見《周恩來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頁。） 楊尚昆曾回憶說：“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頁。）因此，遵義會議決定，俟后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陳雲文選》第1卷，第43頁。）在隨后醞釀更換黨的“總負責人”時，據周恩來回憶：

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雲南扎西行軍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毛澤東找周恩來商量，把洛甫要求變換中央領導的意見告訴了他。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澤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頁。）可見，在當時大家的心目中，毛澤東就是黨的最高領導職位的首要人選，隻不過是因為他個人堅決不同意而作罷。

總之，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不只是因為他和周恩來、朱德一起承擔最高軍事指揮的職責，也不只是因為他成為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核心成員，而加重了他在黨和軍隊的發言權，更主要的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命運轉折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一貫力行的軍事路線和作戰方針重新為黨中央所接受，成為指引紅軍轉危為安的行動指南。

必須注意的是，不能簡單地因為當時毛澤東沒有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而否定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反過來問，遵義會議並沒有立即改變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的地位，那麼，他在遵義會議后還沒有移交職務給張聞天以前的那段時間裡所發揮的作用，能夠和毛澤東相比嗎？筆者以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及其以后一段時間裡之所以謝絕擔任最高領導職務，至少有如下三個原因：一是自黨的二大確立了與共產國際的組織隸屬關系后，我們黨主要領導人的更迭和重大的決策都要聽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產國際的意見。雖然在長征出發前夕，黨中央和紅軍總部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意外中斷，客觀上使得遵義會議能夠由我們黨自主召開並決定各項事宜，但是，能否立即全面更換原來經共產國際批准的黨和軍隊最高領導人選，是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不能不顧慮的問題。二是遵義會議是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召開的，當時最緊迫的是解決軍事路線問題。為順利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是為避免更多的爭論和分歧，毛澤東等在遵義會議上非常策略地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9頁。）﹔會議雖然對博古等人進行了嚴厲批評，但是並沒有撤消他們的職務﹔會議採用恢復紅軍總司令和總政委領導體制的辦法，替代“三人團”的指揮機制，顯得更順理成章，便於人們接受。三是從操作層面看，毛澤東不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能更好地發揮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使領導決策更科學，更易於貫徹實施。上述做法，避免和減輕了因人事變動造成的震動和影響，維護了全黨與全軍的緊密團結和高度統一。在后來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博古、凱豐等一些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評並仍然堅持自己錯誤觀點的同志，包括被剝奪軍事指揮權的李德，都堅定站在黨中央一邊，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進行斗爭。這也體現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及其以后一段時間裡謝絕擔任最高領導職務這一做法的高超智慧和深遠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