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建農
﹝摘要﹞探討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問題，可以從“遵義會議”和“遵義會議時期”兩個概念，即從遵義會議本身和從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及其決議的最后通過乃至下發、傳達與貫徹這一完整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遵義會議本身雖然並沒有推舉毛澤東“在黨內負總責”，也沒有讓他成為“最后在軍事指揮上下決心的負責者”，但是，在貫徹和運用遵義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在領導各路紅軍粉碎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並取得長征勝利的英勇斗爭中，在克服“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挑戰、維護全黨與全軍團結統一的過程中，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艱辛探索中，在完成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並最終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歷程中，毛澤東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不僅是這段歷史親歷者的共識，也是基本的歷史事實。
﹝關鍵詞﹞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時期﹔毛澤東﹔領導地位
關於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形成了“確立說”“重新確立說”“實際上確立說”“沒有確立說”等幾種觀點。那麼，遵義會議到底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呢？筆者圍繞這個問題，談些看法。
探討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問題，可以從“遵義會議”和“遵義會議時期”兩個概念，即從遵義會議本身和從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及其決議的最后通過乃至下發、傳達與貫徹這一完整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偉大轉折，為了更准確地認識它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研究的視野往前回溯到紅軍長征開始后遇到的幾次大的挫折、往后延伸到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和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興起。
一
首先看遵義會議召開前的情況。
第一，毛澤東是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的首要人選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央紅軍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央蘇區的主要開創者之一，他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所摸索出的紅色政權理論、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和一整套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是當時革命根據地由小到大、紅軍由弱到強的重要指針。但是，隨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中央蘇區的貫徹和對紅軍指揮權的把持，在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作戰方針受到進一步的指責，毛澤東也被完全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雖然在隨后進行的第四次反“圍剿”中，由於周恩來和朱德等繼續實行毛澤東既往的軍事方針，從而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但之后，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而採取的紅軍主力分兵出擊、地方武裝升級組建主力軍團准備與國民黨軍“總決戰”等軍事冒險行動，已經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后，奉行分兵把守、短促出擊、以堡壘對堡壘、決不喪失蘇區一寸土地等軍事教條主義主張，實際軍事指揮權逐步地為既不了解中國國情、更不了解蘇區實際的李德等所把持。他們實行一條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節節失利。1934年5月廣昌戰役失敗后，在中央蘇區面臨失守的情況下，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三人團”，負責籌劃和領導紅軍的戰略轉移。此后，“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繼續發展，並最終使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險境地。慘痛的教訓教育了全黨和全軍，毛澤東成為他們心目中替代已經走投無路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指揮紅軍重新走向勝利的首要人選。
第二，毛澤東是紅軍轉兵貴州擺脫危機的主導者之一
當時，把持中央和紅軍領導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將擺脫危機的希望完全寄托於既定的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上，他們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過頭來粉碎敵人的“圍剿”﹔毛澤東則在深刻洞察紅軍面臨的危險處境基礎上認為，當時最要緊的是如何盡快擺脫強敵的圍追堵截，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他堅決反對那種不顧蔣介石已經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幾萬大軍的口袋陣，還要硬往裡鑽的做法，明確提出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轉兵貴州本來是依據當時的客觀實際為挽救危局而不得不採取的有效措施，卻因為觸及教條主義者僵化的軍事指揮問題而變得異常艱難。毛澤東通過運用“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充分發揮黨中央集體領導的作用實現了這一轉變。
“黨指揮槍”是人民軍隊創建之初，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的原則，並為各路紅軍在以后的斗爭實踐中所嚴格遵循。湘江戰役后，毛澤東力主轉兵貴州，經過在老山界的爭論和通道會議上的討論，得到了包括“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在內的多數同志的支持。此后召開的黎平會議，進一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在1935年1月1日舉行的猴場會議上，為了削弱“左”傾教條主義者對紅軍的指揮權，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決定的形式強調：“關於作戰方針，以及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6頁。）這樣，不僅保証了轉兵貴州決定的實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正是因為成功地轉兵貴州，紅軍暫時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得到休整之機，從而使全軍看到了希望，這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的重要前提。
第三，毛澤東是召開遵義會議的主要發動者
從長征開始，圍繞紅軍的前途和命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絕大多數紅軍將領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漸趨白熱化。毛澤東不僅適時提出正確的進軍路線和作戰方針，而且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進行深入細微的工作，耐心細致地分析形勢，指出當時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眾所周知的史料為証，這裡不再一一列出。需要強調的是，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把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交流，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當時毛澤東除了主動地與相關同志在會下分別交流意見，更多的是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黨的正式會議上毫無保留地亮明觀點，直接與李德、博古等交鋒，表現出一個革命領袖不計個人得失，坦坦蕩蕩、表裡如一的氣度與胸懷。黎平會議正是根據毛澤東在會上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並決定到遵義地區后召開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總之，遵義會議前，廣大紅軍指戰員把扭轉危機的希望寄托於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已經義無反顧地回到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中心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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