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研究【3】

三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主要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在粉碎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爭取長征勝利方面

持“沒有確立說”觀點的論者，把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否決了毛澤東關於不同意進攻打鼓新場戰斗的意見，並免去毛澤東在一個星期前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一事，作為重要論據。那麼，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

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之戰是決定黨和紅軍命運之戰，是在中央紅軍士氣最低落、身心最疲憊、處境最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生死攸關的絕地反擊﹔對於被推到歷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澤東來說，則是對其軍事指揮才能和軍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檢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面臨著如何維系黨和紅軍的團結、如何肅清“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如何把因無根據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難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惡劣自然環境，特別是如何突破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等一系列嚴峻情況的挑戰。從軍事學角度看，指揮四渡赤水之戰有別於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領導粉碎敵人“圍剿”時的戰役指揮，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事關紅軍生死和中國革命存亡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戰役指揮。當時形勢之危急、問題之復雜、壓力之巨大、任務之艱險，在毛澤東的軍事生涯中可以說是空前的。從1935年1月下旬離開遵義到5月9日全軍渡過金沙江，長達4個月時間。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安排並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的，而是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充實。不要說紅軍作戰部隊的基層干部和普通戰士，就是在中央決策層和高級紅軍將領中，能夠完全理解毛澤東戰略意圖的也為數不多。特別是在當時的危急形勢下，客觀上也不允許把全局的作戰計劃悉數、及時告知分路行軍的各軍團首長。因此，質疑甚至是責難在所難免。打鼓新場之爭是當時大大小小諸多爭論之一，相對於過去“三人團”的獨斷專行而言，這是遵義會議之后軍事民主和黨內民主健康發展的新氣象，也是毛澤東重新肩負軍事指揮重任后的一個插曲。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並被免去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當天晚上，一切以革命利益為重的毛澤東，又打著燈籠找周恩來反復陳述利害，打動了周恩來，繼而又說服了朱德。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大家又都贊成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鑒於戰場形勢瞬息萬變，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會議，根據張聞天的提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這說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沒有因為打鼓新場爭論而動搖，反而得到加強。

必須強調的是，當時即使是毛澤東也無法立即改變敵強我弱這一基本事實，他在指揮四渡赤水之戰時，隻能在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圍內去爭取最大的勝利。因為對敵情判斷不明，他也有過指揮土城戰斗和魯班場戰斗失利的事例。但是，和“左”傾教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把打破敵人圍追堵截的現實任務和重建根據地的既定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他不為尋找新根據地所束縛，而是依據戰場實際，時而向北擺出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態勢，時而又回頭顯露出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趨向，把包袱甩給敵人，機敏地調動敵人，在赤水河兩岸與強敵周旋。這其中，至為重要的是採取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正如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所指出的：“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48頁。）他根據敵情變化，率領中央紅軍反復往返於赤水河兩岸，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於己的國民黨幾十萬大軍中往來穿插，徹底改變了遵義會議前紅軍的被動局面，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在驚濤駭浪中殺出一條生路，最終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

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沙窩會議調整常委們的分工，正式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67頁。）這表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后的軍事指揮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他成為黨內“在軍事指揮上最后下決心的負責者”。長征抵達陝北后，11月3日，毛澤東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1936年12月7日，毛澤東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從此一直到逝世，他始終是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第二，在維護和促進全黨、全軍的團結方面

學術界在論及遵義會議時普遍認為，當時隻集中解決了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問題，沒有觸及政治路線問題。一般來說，政治路線是指黨的綱領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的確，遵義會議沒有解決黨的政治路線中如何正確對待中間階級的問題（這是八七會議和黨的六大以后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問題），更沒有涉及九一八事變后因中日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黨的政治路線應該做相應轉變的問題。但是，遵義會議時期的黨內斗爭，卻大量涉及與政治路線息息相關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的內容。遵義會議決議就強調：

“必須指出這種錯誤對於××同志（指博古——引者注）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這一錯誤如果堅持下去，發展下去，則必然會走到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26頁。）遵義會議時期，從轉兵貴州和相繼在川黔邊、川西、川滇黔、川陝甘探索進軍方向，到最后確定在陝甘地區建立根據地，是依據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認真分析進軍方向地區敵我力量、階級關系、民族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后，逐步明確的﹔糾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軍事路線、改變軍事體制、調整和充實中央領導核心、重新起用過去受到錯誤打擊的同志等，是通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完善黨的組織路線來實現的﹔而積極地開展黨內斗爭、堅持民主集中制、貫徹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與團結統一，則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有力武器。毛澤東重申並進一步闡明了上述原則、方針和思想，融會貫通地將其運用於遵義會議時期的偉大斗爭實踐，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的嚴重挑戰，極大地維護了全黨和全軍的團結，為最終戰勝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困擾，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提供了思想保証和組織保証。

第三，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和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方面

能否找到和建立新的根據地作為立腳點，關系到紅軍能否真正轉危為安，也關系到長征最終能否勝利。肩負軍事指揮重任的毛澤東在創建新根據地的斗爭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率領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他將尋找新根據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國西北。毛澤東主要基於以下考慮：

首先，上世紀30年代，中國革命的中心發生轉移。（參見蔣建農：《中國革命中心的北移與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戰略地位》，《黨的文獻》2013年第4期。）在傳統的革命中心——中國南方，自叛變大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國民黨新軍閥政權的蔣介石集團，在與新舊軍閥的混戰中逐漸勝出，並在1928年底從形式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其反動統治日漸鞏固﹔而北方的反動封建統治勢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的打擊，並在與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落敗﹔與此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華北危機，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中國北方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的風暴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親身經歷了南方各路紅軍反“圍剿”的失敗與根據地的喪失，以及遵義會議后在川西和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據地的努力落空，對中國革命中心自南向北大轉移的歷史趨勢，產生了切身體會。其次，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戰略依托與支持，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把進軍的方向指向與蘇聯接壤的中國北方和西部地區，向西北進軍，“打通國際線”，成為這時確定戰略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拯救中華民族於危機之中，一直是毛澤東關注的焦點。在中央蘇區他領導發動寧都起義時一個很重要的旗號就是“聯合抗日”﹔以他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不僅在1932年4月就發表宣言，正式對日“宣戰”，還曾與愛國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作為配合主力紅軍戰略轉移重要棋子的紅七軍團和紅二十五軍，都是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名義踏上戰略轉移征途的。在剛剛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后，毛澤東就在1935年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並認為“這最能動員群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61頁。）這樣他就把北上抗日與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軍方向聯系起來，實際就是把革命低潮時的退卻（被迫尋找立足的新根據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進攻聯系起來了。

在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進行堅決斗爭的過程中，1935年9月9日，毛澤東率紅一、三軍（即紅一、三軍團，后改稱陝甘支隊）先期北上后，又對其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作了局部調整。9月27日，在榜羅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等根據新了解到的陝北還保存有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一新情況，確定前往陝北，在那裡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抵達陝北后，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方面系統闡述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全面調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氣力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並制定了以西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最終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此同時，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先后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等。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策應因發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大大拓展了蘇區，使原來的陝甘蘇區發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26個縣、200萬人口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這標志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落腳地和出發點，中國革命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總之，遵義會議本身雖然並沒有推舉毛澤東“在黨內負總責”，也沒有讓他成為“最后在軍事指揮上下決心的負責者”，但是，在貫徹和運用遵義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在領導各路紅軍粉碎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並取得長征勝利的英勇斗爭中，在克服“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挑戰、維護全黨與全軍團結統一的過程中，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艱辛探索中，在完成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並最終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歷程中，毛澤東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成為全黨和全軍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