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建農
四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這段歷史親歷者的共識。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非常清楚遵義會議並沒有推舉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他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報告遵義會議情況時就表明：“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張聞天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他在1943年12月明確指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89頁。） 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夕剛剛再任中央秘書長，他在40多年后審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明確要求刪掉原稿中“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一語中的“實際上”三個字。他說他當時是黨的秘書長，是遵義會議的與會者。會后的行軍中，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什麼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他實際上對軍隊的指揮以及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參見鄧力群：《介紹和答問——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頁。）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也被載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1945年4月21日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評價遵義會議：“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總之，中國共產黨經過成立后的長期磨難與錘煉特別是遵義會議前后血與火的洗禮，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形成了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組成的穩定的領導核心，他們和一同參加過遵義會議的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同志，以及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任弼時等同志，后來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如果沒有這個穩定、成熟的領導群體，就不可能在遵義會議上開始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路線，從而否定“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並剝奪其領導權，長征就不可能出現根本轉機﹔如果沒有在四渡赤水等生死較量中的檢驗，遵義會議的精神就得不到切實傳達和貫徹，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就不可能得到鞏固，也就不可能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的主動權﹔如果沒有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堅強有力的領導，就不可能戰勝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並最終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陳雲當年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把黨的成熟作為長征勝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它在國內戰爭的炮火中得到了鍛煉，的確變得有能力領導像我們的西征這樣光榮偉大的事業。”（《陳雲文集》第1卷，第27頁。）
〔作者蔣建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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