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中共縣長【2】

二、建設后方：鞏固抗日根據地基礎

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必須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和后方基礎。穩固的后方，不僅是打擊敵人“以戰養戰”侵略政策的有效手段，也是戰爭所需兵源和糧食供給的重要保障。而中共縣長就是建設后方、鞏固抗日根據地的一支主要領導力量。

在一些游擊區，即便面臨著嚴峻的軍事斗爭形勢，縣長也是“隨時隨地開民眾會，接見村長，拜訪士紳，獲得下層意見的反映”。縣長在“工作領導上、聯系上，不但沒有被敵偽摧毀，事實上政權機構的運用反而更靈活了。軍政民三位一體的配合表現了長足的進步”。（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編輯組，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6頁。）稷麓縣長趙宜軒就指出，有了武裝能保住人民的天下，有了政權就有了人民的天下，兩者相輔相成，都必須抓好。（參見董壽安主編《河東軍民血戰日寇紀實》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頁。）陳挹芬出任束鹿縣長期間，建立了教育科，區公所設教育助理員，千方百計地選拔和培訓小學教師，在抗日根據地內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小學，講授教育課”。有些學校被日軍燒毀，就在野外上課。沒有桌凳，就席地而坐，以腿代桌﹔沒有課本，就自編抗日教材。在日寇橫行、碉堡林立的環境中，他們創造了一套反對敵人奴化教育的隱蔽工作方法，1940年又建立了束冀縣抗日游擊高小，有選擇地吸收一批兒童團長或共產黨員參加學習，培養了一批青年抗日干部。（參見《束鹿縣黨史資料匯編》第2輯，辛集市黨史辦公室1989年編，第176頁。）文水縣長顧永田，為打開抗戰局面、建設穩固的抗敵根基，積極興辦水利，邀請有經驗的知名人士和各堰堰長開會問計，委任進步村長擔任縣水利局局長，修復支渠干渠，在汾河打了攔河壩，廢除了不合理的水規，提出了“上足下用”的合理辦法。1938年全縣增產糧食20萬石，平均每人增產1石。此外，顧永田還恢復了教育事業，發行了本縣貨幣“流通券”，幫助農民贖回土地，廢除舊債，實行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這些工作，不僅發動了群眾，而且也把中上層人士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積極出錢出糧支持八路軍抗日。當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也不得不承認文水縣是“抗日模范縣”。（《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2卷，《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編，1003—1004頁。） 孝義縣長傅立民在恢復政權之后，就著手建立戰斗報社，反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戰斗報》發行最多時達800多份，甚至在《星島日報》及《檳榔嶼日報》中都刊載戰斗報社的文章。由於影響愈來愈大，該報曾被評為第二戰區第一份小報。與戰斗報社同時建立的還有戰斗劇社。劇社成立后，曾到申家庄一一五師民運部集訓過一段時間，以后即隨縣府輾轉山區演出。（參見《山西文史資料全編》第4卷，《山西文史資料》編輯部1999年編，第238頁。）

抗戰時期，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培養民力，保証軍隊和干部的供給，是頭等重要的任務。在陝甘寧邊區，一些縣長通過領導開展勞動競賽和勞模運動，極大地促進了根據地的穩固和發展。

延川縣長辛蘭亭，為了激勵廣大農民的勞動熱情，在延川縣廣泛開展了勞動競賽、評選勞動英雄的活動。競賽首先在區與區、鄉與鄉、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挑戰應戰。后來辛蘭亭又代表延川縣致函固臨、延長兩縣的領導，倡議兄弟縣之間開展友誼競賽，提出了種棉4萬畝、收花60萬斤、增加細糧6000萬斤的目標，並提出了深耕細作、建廁積肥、運輸馱鹽、督促“二流子”參加生產、普遍組織“變工隊”、組織婦女紡線織布等具體措施。當時延屬地委對延川縣的這一創舉給予了高度評價，地委書記張邦英和專員曹力如還親任這場競賽的裁判。在辛蘭亭的精心組織下，延川縣的競賽活動搞得有聲有色，多次到村裡給開荒生產中涌現出的勞動英雄披紅挂彩，獎勵镢頭，同時將紅榜張貼於集市上以鼓勵更多的人向勞動英雄學習。

抗日根據地的建設以及后方的穩固，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經濟建設。經濟建設能否得到發展，直接關系著根據地建設的成敗，也關系到根據地的命運和前途。中共縣長深入基層，通過實行開荒種地、興辦水利、發展副業、修筑道路、發展商業貿易、實行變工互助和創辦合作社等措施，使民眾生活得到改善，根據地日益鞏固並不斷發展壯大。

合水縣長高朗亭，“根據合水的具體情況，將經濟建設工作放為經常工作之中心，動員全體人民及干部熱情積極地參加這一工作”。（《合水縣十七個月的工作報告》，慶陽檔案館藏：地檔209卷。）他首先主張創辦地方工業，由政府採取扶持保護政策，創辦地方工業和手工業，以提升群眾的生活水平。1941年9月，在高朗亭的積極支持下，合水縣由政府和群眾合資創辦了濟民紡織廠。這一紡織企業採取集股合作的形式，在當年共集股1800元，貸款700元，購置了織布機、紡織機各一架，招收工人49名。由此也帶動了民間的紡織業及其他手工作坊的發展。（參見《合水文史資料》第2輯（下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合水縣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2000年編，第419頁。)與此同時，高朗亭還積極支持創辦商貿集市。1940年6月15日，高朗亭專門召開了第一次縣政府臨時委員會，集中討論了市鎮建設和繁榮市場問題。會議最終決議大辦商業貿易市場，集中力量修建華池、吉峴、店子、肖嘴等鄉鎮的街道。后又在西華池一次修房百余間，在原有二三家商號小鋪的基礎上，新辦商店30多處，吸引公私從業者達600余人。西華池成為邊區第二商業中心，繁榮非凡，在當時享有“小上海”的盛名。同時，合水縣還辦起小型卷煙廠30余家，生產的“黎明力”“戰馬”“紅光”牌香煙，除在邊區銷售外，還遠銷西北、華北等地。(參見《合水文史資料》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甘肅省合水縣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1997年編，第107—108頁。)

到延安和陝甘寧邊區考察過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曾指出：“共產黨區域經濟的改善，還是在共產黨的鼓動和領導下，地方政府發起了一次極其強大而廣泛的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的運動。”（〔美〕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羅清、趙仲強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