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
[摘要]抗戰時期的中共縣長，是實際擔負著各項抗戰任務的地方干部群體。在備戰御敵方面，他們積極投入軍事斗爭，不僅在抵抗侵略、動員民眾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而且大多身先士卒、英勇作戰，充分展現出不畏強敵的革命精神。在建設后方、鞏固根據地方面，縣長在教育、經濟、政治宣傳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業績。作為領導實際的“指揮員”和躬親實際的“戰斗員”，他們在熱火朝天的革命與建設中創造出大量鮮活的實踐經驗，其中有些經驗成為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此外，縣長的執政理念和行事風格，又是一種象征和符號，成為凝聚人心、推動基層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
[關鍵詞]抗日戰爭﹔縣長﹔中國共產黨﹔根據地﹔基層社會
抗戰時期中共縣長（中共縣長，指抗戰時期中共縣級抗日民主政權的行政首腦。參見楊東：《民國時期縣官稱謂的歷史遷變與基層映像》，《人文雜志》2015年第8期。）的身份背景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工農出身，另一類是青年知識分子，再一類是有著豐富斗爭經驗的“老革命”。在這些縣長中本地干部又佔絕大多數。據晉察冀邊區的報告顯示，地縣兩級政權系統中，80.9％是本地干部。（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1985年編印，第262頁。）戰時陝甘寧邊區亦是如此。
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中共明確強調，縣級政權在抗日根據地政權中處於樞紐地位。如陝甘寧邊區在各級政府的總體構架中就指出：“縣政府是邊區各級政權的樞紐。”（《陝甘寧邊區重要政策法令匯編》，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處1949年編印，第5頁。）山東抗日根據地也強調，縣政府是“代表全縣抗日人民之抗日民主政府，為實行地方自治之領導機關”。（山東省檔案館、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編《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6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頁。）鑒於縣級政權的重要地位，中共對於縣委書記和縣長都提出了明確要求，且強調縣級政權必須遵循和接受黨的領導，在縣委領導下開展各項工作。而縣長作為縣級政權的行政首腦，中共同樣給予很高的定位。1943年，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的工作簡報中就指出：“縣長很重要，寧可使黨部工作受點損失，也要把大批好干部去當縣長。”（《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7冊，第263頁。）謝覺哉更是鮮明地指出：“縣長是親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根據地的縣長“是躬親實際的戰斗員，又是領導實際的指揮員”，他們“不僅是行政成績的實施者，且應是各種具體政治規律的創造者”。如果沒有縣長，“上級領導人員絕不會想出好東西來”，根據地的經驗和辦法，“主要還是靠經過縣長”。（《新中華報》1941年3月9日。）
可見，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時期，如果說地方干部是“真正能擔負起偉大任務的干部”，那麼對於中共縣長而言則更是如此。（參見《林伯渠文集》，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頁。）他們在抗日戰爭的偉大洪流中，為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和巨大犧牲。
一、備戰御敵：積極投入軍事斗爭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廣大領土和民眾飽受日軍的蹂躪。戰備動員、抗敵御侮，就成為戰時縣長的中心工作。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為數眾多的“抗日縣長”，成為對敵斗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如戰時冀中地區，僅蠡縣日軍就修建了40余處崗樓據點，造成了“出門上公路，抬頭見崗樓，無村不戴孝，處處聞哭聲”的悲慘局面。加之特務漢奸猖獗狂妄，革命陣營中的一些不堅定分子叛變投敵，環境變得異常殘酷，抗戰進入極端艱苦時期。面對這種情況，根據地、淪陷區縣長，積極備戰御敵，採取多種形式抗擊日軍。武強縣長李敬仁，親自到農村發動群眾，恢復黨組織，並組織民眾深挖地道。鑒於原來挖的地洞多是“蛤蟆蹲”，不便於活動，李縣長和群眾一起挖，有的地道能通到鄰戶和村外，有防煙熏、防水灌的氣孔和暗溝，這些地道極大地保存了革命實力。（參見李秉新編《血色冀中：“五一”反“掃蕩”六十周年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4頁。）在與敵人的多次斗爭中，根據地民眾與游擊隊協同合作，在掘溝破路、毀壞交通、構筑新道新路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凹溝”即著名的“抗日溝”戰術。
其時廣饒縣長門金甲，為適應平原游擊戰的需要，在廣北境內挖成總長900余公裡縱橫交錯、遍布廣北大地的抗日溝。之后又創造出新式溝形。全縣所有村庄道路都挖通，廣北大地布滿了能攻能守，便於部隊轉移和軍民隱蔽的抗日溝。抗日溝形成之后，在幾次大的反“掃蕩”和反“蠶食”斗爭中，黨政軍民在利用它作隱蔽轉移的同時，還憑借它作掩體，相機伏擊敵偽軍，曾一次又一次地獲得以少制多的勝利。
在動員民眾備戰參戰方面，中共縣長更是不遺余力開展動員工作。馬功岑任邯鄲縣長期間，積極動員農村青年參軍，組成了一支300人的抗日縣大隊，后又成立了縣區戰地動員委員會、農會、抗日宣傳隊、抗日游擊小分隊等抗日組織，分赴全縣農村籌糧、籌款，同時進行抗日救國宣傳活動。1942年4月，馬功岑任永肥縣長，在短短七個月中，就開辟了三個區域的工作，組織起“保衛壯丁游擊隊”，打擊了敵人抓壯丁的活動，並積極向敵佔區推進，很快就把敵人吞食的14個村庄變為根據地。（參見邯鄲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邯鄲縣志》，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594頁。）襄垣第一任抗日縣長徐國華，動員全縣人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成立了自衛隊、農救會、婦衛會、兒童團等組織，在襄垣縣召開了25000余人參加的紀念“九一八”大會，遵照《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號召全縣人民全面抗戰。1939年3月，他領導全縣人民進行抗日大屯糧，全縣共積公糧26500多石，捐銀洋259400元。（參見《渭城文史資料》第2輯，渭城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1994年編印，第58頁。）
在動員備戰的同時，縣長在對敵斗爭中更是身先士卒、英勇作戰，在抗擊日軍的軍事斗爭中彰顯著中共縣長的抗戰精神。
曲周縣長郭企之，面臨日趨惡化、斗爭愈益殘酷的客觀環境，親自帶領游擊隊轉入農村發動群眾破路藏糧、堅壁清野、瓦解偽軍，積極開展游擊戰、麻雀戰，以打擊日寇。郭企之白天秘密找干部談工作、研究問題，夜晚帶領基干隊向敵人碉堡喊話，宣傳黨的政策，開展政治攻勢，教育偽軍不要甘心當亡國奴，不要辦壞事。在郭企之的感召下，白庄碉堡兩個連的偽軍攜武器向我方投誠。事后，干部、戰士們夸贊說：“我們的郭縣長，不僅是一位政治人物，而且還是一個天才的軍事家。”（《中共曲周縣黨史人物傳》第1集，中共曲周縣委黨史資料征集小組辦公室1984年編印，第23頁。）稷麓縣長趙宜軒依托稷王山和峨嵋嶺的有利地形，採用伏擊戰、夜襲戰、打援、阻擊、側擊、追擊、反擊、破襲等戰術，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比如夜襲通化口，全殲萬泉戰工團﹔火攻牛家川，活捉匪首王長遠﹔遠道奔襲石佛溝，全殲愛鄉團留守處﹔巧攻曹張鎮，殲滅警備隊﹔智取趙村嶺，擊潰解寶盛等。（參見《河東文史》第3輯，山西省運城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2006年編，第139頁。）衡水縣長賈殿閣，不僅親自帶領縣大隊作戰，有時還根據需要單獨作戰，有時襲擾伏擊敵人，有時開展政治攻勢瓦解偽軍，數年如一日，大小戰斗不計其數。（參見《桃城烽火》第1集，中共衡水市委黨史辦1985年編，第69頁。）
陝甘寧邊區地處黃河中游。抗戰爆發后，日寇沿陝甘寧邊區河防一線發動進攻，致使邊區河防吃緊。吳堡縣位於黃河之濱，僅一河之隔的山西渡口即駐扎有日軍。1942年至1943年間，日寇數次向吳堡宋家川一帶發射炮彈，並多次企圖突破黃河防線進犯陝甘寧邊區。面對日軍的進犯，吳堡縣長王恩惠積極動員民眾參加對日斗爭，並親自參加到保衛河防的工作中。當河防工事被毀后，王恩惠及時“動員民夫搶修工事，不顧敵人炮火威脅，並親身背石填土，迅速將工事修復，擊退敵人”。（《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6輯，中央檔案館1988年版，第74—75頁。）正是由於王恩惠的英勇無畏，吳堡縣才構筑起河防的銅牆鐵壁，守住了陝北的東大門。邊區政府為此專門嘉獎道：“王縣長能以親身督率民夫背石填土，修復工事，擊退敵人，殊甚嘉慰，應予記大功一次。望即令知該縣長以示激勵。”（《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6輯，第74頁。）
在抗戰時期的艱難環境中，中共縣長積極動員備戰參戰，身先士卒抗敵御侮，作出了突出貢獻。1939年9月，楊秀峰在冀南行政區參議會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在冀南公署領導下的縣長，面臨敵人殘酷毒辣的進攻，除有兩三個特殊情形之外，“沒有一個離開過縣境”，而是堅決游擊、堅持工作。（《楊秀峰文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頁。）更有不少縣長在對敵斗爭中，寧死不屈、壯烈殉國。在晉察冀根據地，據不完全統計，1938至1943年期間，僅縣長以上干部犧牲的就數以百計。如靈丘縣長齊殿選、徐水縣長劉輝、清苑縣長劉壽彭、昌延縣長胡瑛等，都是在對敵斗爭中壯烈殉國的。曾任冀南地區曲周縣長的郭企之，布置抗日工作時被捕，面對日軍的嚴刑拷問，用腳在地上寫了“縣長”兩個大字，最終被殺害，年僅24歲，成為“感動全冀南民眾”的一位縣長。郭企之犧牲后，民眾紛紛前去吊唁並編了歌謠：“企之犧牲重如山，人民悼念淚不干，打敗萬惡日本鬼，為我縣長報仇冤。”1940年3月，冀南行政公署特譽郭企之“模范縣長”光榮稱號，並將曲周縣第五區和第六區及威縣一部分村庄並為一個縣，命名為“企之縣”，以示紀念。（參見《曲周文史資料》第1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曲周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4年編，第44頁。)這些縣長的犧牲，不僅體現著抗日縣長的英雄本色，更是中共縣長在抗戰時期突出貢獻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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