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中共縣長【3】

三、創造經驗：提供切實有效的政策依據

根據地許多鮮活的實踐經驗，不少都來自於縣長的躬親實踐。特別是不少生動經驗，得以成為黨制定重要方針政策的依據，進而成為各抗日根據地普遍遵循的原則和方法。

抗戰時期，縣長要做的事情很多，客觀形勢要求他們能夠把學識和經驗靈活地運用於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同時還要有開拓創新的精神。“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工作，須要創造。縣長是創造的重要一環。”（謝覺哉：《一得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頁。）具體而言，縣長首先要“打開腦筋，多想問題”，擔承“指揮員”的角色，在熟悉和把握上級各項政策和命令的基礎上，結合基層社會的具體實際予以執行。此外，縣長之間如果通過召開會議或登報介紹等形式進行經驗交流，不僅可以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而且對根據地整體的抗日形勢都會大有裨益。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就強調：“如果縣長、縣委書記，區長、區委書記平時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種問題，諸如農村中怎樣增加糧食，發展紡織，怎樣養牛、養羊，怎樣植棉、植樹，干部情況怎樣，群眾有什麼滿意和不滿意的地方，過一個時期大家應談一下，改進自己的工作，這樣就會很有幫助。”（濱海區黨委、軍區政治部編《論領導方法》，山東新華書店1945年版，第40—41頁。）

翻閱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可以發現邊區縣長推廣各自工作經驗的交流文章隨處可見。如延安縣長劉秉溫《三年來我們怎樣建設延安縣》、清澗縣長黃靜波《領導清澗區鄉政府工作的幾點經驗》、延川縣長辛蘭亭《論延川縣的變化生產》、定邊縣長吳志淵《定邊修水漫地的經驗》等，都是縣長開展工作過程中的經驗結晶。“各縣同志中，我們已經看見另一種好的作風，是值得大家學習的。他們是了解情況，聯系群眾，實事求是，積極負責，不怕困難，他們真正替人民打主意，創造出許多動員群眾發展生產的好辦法。如：延安同志在今年開荒、移民、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中的模范例子，靖邊同志們在修水利，發展牲畜中的模范例子，清澗同志在發展紡織業中的模范例子，南區合作社發展的模范例子，隴東同志在運鹽問題上的模范例子。”（《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頁。）特別是延安縣長劉秉溫推動創辦的南區合作社，更是成為各抗日根據地爭相效仿的典型。《解放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號召其他縣學習南區合作社的經驗。（參見《解放日報》1943年2月20日。）

縣長創造推廣各自的工作經驗，不僅可以促進抗日根據地的穩固和發展，而且有可能成為中共中央制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延川縣長辛蘭亭，極富創造性地開創了在陝北延川種棉花的經驗，不僅成為當時《解放日報》上大量報道的一個典型，為陝甘寧邊區其他地區種植棉花提供了鮮活的經驗，而且為中央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了至為重要的依據。如在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撰寫的題為《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書面報告中，就用了相當篇幅介紹了辛蘭亭領導種植棉花的事例。毛澤東說：“植棉不但恢復了革命前的最盛時期，而且發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勝、禹居等區，從前是不種棉的，現在均種起來了。因為種棉比種糧利大，一畝棉花收入七百元以上，糧食則隻值二百余元，是三與一之比……這個成績是很大的。”（《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753、754頁。）

同樣是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文中，為了使邊區各級干部“對於這一個密切聯系群眾、認真解決群眾困難的極重要問題上獲得一個明確的觀點”，毛澤東全文引用了由延安縣長劉秉溫和縣委書記王丕年撰寫的關於“如何解決開荒問題”“如何解決難民問題”與“如何解決二流子問題”等問題的文章。毛澤東說：

“我們引了延安縣黨政領導同志們的這個報告，不是偶然的。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像生龍活虎一般能夠征服一切困難。……這種精神，對於那些一遇困難就唉聲嘆氣，就縮手縮腳步的人們，對於那些辦事不認真，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的人們，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在這種精神下，延安同志們沒有一件事不是實事求是的。他們對於他們所領導的延安全縣人民群眾的情緒、要求及各種具體情況是充分了解的，他們完全和群眾打成一片，他們有很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而他們就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群眾的藝術，他們完全沒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最后毛澤東提出：“希望這些同志的模范經驗，能夠很快地推廣到一切區鄉縣裡去。”（《毛澤東選集》，第767、768頁。）

抗戰時期的中共縣長，作為領導實際工作的指揮員和躬親革命實踐的戰斗員，他們在熱火朝天的革命與建設之中所創造的鮮活經驗，不僅大大促進了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而且成為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依據。這些政策路線，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