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身處逆境的鄧小平【3】

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毛澤東關於華國鋒出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提議，在1976年1月28日，由毛遠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政治局成員都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此時，連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得不表示同意。本來，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他們原以為毛澤東會提議張春橋當總理，因為毛澤東對張一直比較賞識。張春橋自己也覺得自己會當總理，上海已經出現“要求”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自1975年以來，“四人幫”就在釣魚台17號樓一起商議如何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由張春橋接周恩來的班，但周恩來在世時，不同意張春橋接班，現在周恩來去世了，鄧小平也不受毛澤東信任了，他們覺得該輪到張春橋了，沒想到，毛澤東卻提議讓華國鋒任代總理，“四人幫”感到受到了打擊，張春橋更覺得自己被毛澤東冷落了，他把怨恨轉到了華國鋒的身上，於2月3日寫了一篇“有感”，攻擊華國鋒“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王洪文在周恩來去世后，是排在毛澤東后邊的黨中央副主席。毛澤東身體不好，鄧小平挨了批，毛澤東也不讓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他感到可以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於是，他私下准備了由他主持中央工作並主持開“打招呼”會議的講稿。但毛澤東不但讓華國鋒當國務院代總理，還讓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使王洪文如同頭上被澆了一瓢冷水，他從此開始整天游游逛逛，用氣槍打鳥，在釣魚台釣魚。

至於鄧小平，他的心裡倒是平靜的，他看出華國鋒不同於“四人幫”，他對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從心裡是擁護的。他對毛澤東讓陳錫聯代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心裡也能接受。陳錫聯是他的老部下，他相信陳不會和“四人幫”搞到一起。

31日，毛遠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向毛澤東匯報了他向政治局傳達毛澤東提議后的情況，他還去見毛澤東，當面向毛澤東匯報了有關情況。毛遠新說：我已經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過，他們擁護對華國鋒、陳錫聯的安排。毛遠新請示毛澤東說，可不可以向下傳達？毛澤東表示同意，並且在毛遠新寫的信上親筆批示：“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一、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二、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這樣，華國鋒作為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經公之於世。

此時，毛澤東仍然要求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繼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將《打招呼的講話要點》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軍委關於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1975年7月鄧小平、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的文件。25日，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批評鄧小平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華國鋒在會上代表黨中央發表講話，他要求大家回去以后，要把學習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學習的基礎上，“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開展起來。”華國鋒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政策界限問題說：“毛主席說了，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為，主要是鄧小平同志負責。”華國鋒要求：“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對犯有錯誤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運動要在黨委領導下，不搞串連，不搞戰斗隊。毛澤東的指示和華國鋒講的政策界限，控制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規模，各地並沒有搞層層揪代理人那一套。

但是，對此，“四人幫”卻是不高興的，他們希望在全國再搞一次大的政治運動，把各地各級已經解放出來工作的老干部們再打倒，由他們的親信和爪牙掌握各地各級領導權，進一步由他們來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因此，他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有意擴大規模，制造輿論，掀起更大的風潮。1976年2月和3月，他們在中央和地方上拋出了大量“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其中由他們直接布置寫作並發表的文章有：《紅旗》雜志1976年第2期發表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遼寧大學大批判組的文章《不許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梁效、任明的文章《評“三項指示為綱”》﹔《紅旗》雜志第3期上發表的初瀾的文章《堅持文藝革命，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文章除了攻擊鄧小平領導整頓是“右傾”，“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外，還直接把鄧小平稱為“堅持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宣稱：“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紅旗》雜志第3期還發表了池恆的文章《從資產階級民主派到走資派》，《人民日報》於3月3日又發表了《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一文。這兩篇文章論証說：老干部75%是民主派，民主派的根是資產階級的，必然發展到走資派。與此同時，江青還布置他們在文藝界的爪牙趕寫“與走資派斗爭的有深度的作品”，他們抓緊炮制的《反擊》、《千秋業》、《歡騰的小涼河》、《盛大的節日》等文藝作品，矛頭直接指向一大批老干部，攻擊老干部是走資派。

然而，無論是中央的“打招呼”，還是“四人幫”造輿論，廣大干部就是轉不過彎子來。大家對“文化大革命”的惡果看得十分清楚，對鄧小平1975年領導整頓取得的成果看得十分清楚，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大家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態度是冷漠的，不管“四人幫”怎樣折騰，這個運動仍然是冷冷清清，特別明顯的是，在“打招呼”會議上，在來參加會議的各地領導干部中，響應“批鄧”者是少數。“四人幫”見此情形，心中發急，他們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直接攻擊鄧小平。1976年2月中央開“打招呼”會期間，張春橋在會上多次發表講話或插話，攻擊鄧小平是“壟斷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3月2日，江青在中央“打招呼”會結束的前一天，還擅自召集12省、區負責人開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污蔑鄧小平，影射周恩來，說國務院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漢奸行為”，搞“四化”是“為資本主義准備物質基礎”，攻擊恢復合理的規章制度，是搞“修正主義王法”。是“搞管、卡、壓”，說按需分配是“強化資產階級法權”。他還直接攻擊鄧小平是“謠言公司的總經理”，“大漢奸”，“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代表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江青在講話中還自比呂后、武則天，她說：“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有人又說我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裡。”“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誹謗呂后，誹謗武則天，誹謗我，就是誹謗主席嘛。”江青在會上的這些丑惡表演，使廣大干部對她極為厭惡。

“四人幫”在攻擊鄧小平的同時，還把矛頭指向周恩來。2月25日《文匯報》發表的一篇題為《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斗》一文，公然把周恩來打成“走資派”。文章說：“孔老二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3月5日《文匯報》在發表紀念雷鋒的題詞時，全部刪掉了周恩來關於學習雷鋒的題詞。

“四人幫”的這些倒行逆施和丑惡表演，激起了全國上下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憤怒。1976年3月下旬，南京市爆發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游行和集會，群眾公開貼出標語：“《文匯報》的反黨文章是篡黨奪權的信號彈”，“不揪出《文匯報》的黑后台誓不罷休”，“打倒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張春橋”。游行群眾高呼口號：“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南京群眾還在開往全國各地的火車車廂上刷上反對“四人幫”的標語，傳到全國。人民群眾本來就對“四人幫”十分憤怒，南京的大游行，深深地影響了他們。

1976年4月初，北京以天安門為中心，出現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支持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群眾活動。大批群眾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花籃，獻條幅、挽聯，朗讀悼詞、祭文，同時轉抄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詩詞。

此時，鄧小平不僅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而且也被停止參加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是被停止工作了。他每天都閑居家中，當天安門廣場發生群眾運動時，他密切地關注著局勢的發展。他對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在內心是支持的，但他盡力克制自己，也約束自己的親屬，不要去廣場，他自己更是不出門。“四人幫”對廣場上的群眾進行鎮壓，鄧小平是氣憤的。但是，鄧小平沒有料到，他盡量約束自己，採取謹慎態度，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時，仍然把鄧小平捎上。災禍仍然落在了自己的頭上。

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時說，政治局認為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是有計劃有准備的行動，鄧小平從1974年到1975年做了大量准備工作，是鄧搞了很長時間的准備工作形成的。對於鄧小平，毛澤東決定：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毛澤東同時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7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政治局成員都表示同意。這樣，在政治局會議上，當場宣讀了兩個決議稿：《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一個小時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兩個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