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義國
“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
第二天晚上的會議，毛澤東第一個要求發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報告裡，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我以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在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是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發言矛頭直指李德，談出了問題的實質，好像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擬就了一個提綱，隻待大家修改、補充和完善。
大部分與會人員對毛澤東的發言點頭贊同，但是當時負責共青團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何克全，卻突然站起來發難。在情景劇中，何克全說：“毛澤東的指揮也不見得有多高明，他的戰術是從《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兩本書中學來的。”
毛澤東聽了何克全的話，也火了，站起來反唇相譏道：“你沒讀過《孫子兵法》怎麼知道我的戰術是從那裡來的？李德同志受過專門的軍事教育，但他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還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路、平原還是河道，隻靠著一幅並不准確的地圖瞎指揮！”
聶榮臻接過毛澤東的話說：“李德同志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位置，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一類連我們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都橫加干涉，這不是瞎指揮，是什麼？”李德坐在門口一個勁地抽煙，一言不發。
王稼祥在躺椅裡抬起身體，用一隻手輕輕按著腹部的傷口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
對於行軍打仗，沒有誰比總司令朱德最有發言權，他嚴肅地說：“有什麼本錢，就打什麼仗，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朱德表明了態度，支持毛澤東。一向沉穩的朱德，還說了一句當時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話。伍修權在《往事滄桑》中這樣記載：“朱德在劉伯承的發言后，向大家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聽了朱德的話，所有人都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沉默了。就在這時，王稼祥從擔架上支著身子，堅定地說：“同意總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復一句，錯誤的領導必須改變，‘三人團’得重新考慮。”王稼祥明確提出要換領導班子，其他紅軍指戰員紛紛同意。王稼祥的建議像一聲驚雷，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幾十年后，毛澤東回憶起遵義會議中王稼祥對自己的支持時說：“是他投了我關鍵的一票。”
第二天的會議到此結束了。當天晚上博古一夜未眠，他感到十分委屈、沮喪、痛苦、憤怒，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長征風雲》這部書中記錄了博古當晚寫下的一段似詩非詩的話：“我是多傷慘，光陰猶如膽。何日膽光轉，紅軍出青天。”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博古是多麼希望看到紅軍早日擺脫困境，但是他不懂軍事，沒有辦法改變紅軍的被動局面。
第三天的會議，周恩來主動承認錯誤，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對“三人團”所犯軍事路線錯誤的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他也支持毛澤東對“左”傾軍事錯誤的批判，全力推舉毛澤東參加軍事指揮。周恩來說：“隻有改變錯誤的領導，紅軍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請求中央撤換我的職務，由過去用正確的軍事原則擊退敵人進攻的人來接替。”
李德、博古對周恩來的講話驚呆了，而其他的與會者則熱烈鼓掌表示贊同。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以下幾項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張聞天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各黨支部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14年的艱苦努力和曲折斗爭，中國共產黨以無數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了這個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是我們黨開始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1982年，伍修權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遵義會議的成功，表現出毛澤東同志杰出的領導才能與智慧。他在會議上，隻批臨時中央在軍事問題上的錯誤，沒有提政治問題上的錯誤……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
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1年，但它對中國革命的偉大意義，讓它穿透歷史的塵埃依然熠熠生輝。照搬別人的理論寫不出自己的歷史，復制別人的模式開辟不出自己的道路，這是遵義會議留給我們黨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正如習近平同志強調的：“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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