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義國
遵義會議會址。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義會議在此召開
懷著崇敬的心情到達遵義時，已是黃昏。街道上挂著的紅紅的中國結，在綿綿春雨的滋潤下顯得更加鮮艷。遵義是一座古城,老城與新城夾湘江而建，城牆高聳，雉堞相望。遵義黨史研究室的劉暢告訴筆者，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過,街道以丁字口為中心，紅軍到遵義時，古城風貌猶存。遵義會議會址在以文化名人鄭子尹(鄭珍)命名的老城子尹街，臨街有一個大宅院，它原是黔軍師長柏輝章的府第。大門上有毛澤東一生中為革命舊址唯一的題詞：“遵義會議會址。”這6個大字飛洒、遒勁，充滿革命豪情，令筆者想起了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在這裡召開了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
共產國際這根“拐杖”甩掉了
“通道會議以后，經過毛澤東的努力說服，許多領導者轉變了觀點，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站在遵義會議的大樓前，講解員郭婉瑩深情地回顧起遵義會議。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紅軍佔領黎平。18日，黨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雲、劉少奇、李德等討論了紅軍的進軍路線問題。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與會者中大多數人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這次會議后，毛澤東參與中央紅軍最高領導層工作。
按毛澤東“避實就虛”的正確主張，紅軍揮戈西進，所向披靡。勝利中，廣大指戰員逐漸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給紅軍帶來的危害，認識到毛澤東主張的正確性，強烈要求盡快結束“左”傾錯誤領導，讓毛澤東回到紅軍的領導地位上來。
而此時，蔣介石得知紅軍向烏江南岸前進，急忙改變兵力部署，命湘軍陳光中師和趙夢炎旅由黎平進駐劍河，王東原師駐錦屏、江口、沿河一帶，章亮基、陶廣兩個師向沅渡疾進，李雲杰師向會同疾進﹔命薛岳兵團吳奇偉縱隊4個師、周渾元2個縱隊尾追紅軍至鎮遠、施秉、黃平、三穗一帶﹔命桂軍一個軍進駐都勻、榕江、獨山一帶﹔令川軍廖澤旅入鬆坎駐扎。同時，令黔軍王家烈、猶國才4個師集於平越(今福泉)、馬場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6個團防守江北從老君關渡以東至岩門渡以西百余裡的十幾個渡口，企圖阻止紅軍“赤化黔北”，還沿江燒毀民房和船隻，自以為烏江天險“扼險固守，可保無虞”。
而此時掌握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頑固地堅持北上黔東、再入湘西的計劃，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一路上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爭吵不休，並散布“到了烏江南岸，紅軍就該拐彎了，應當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等流言蜚語，企圖分散紅軍主力，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從黎平往西北,經過黃平,然后渡烏江,到達遵義,沿途爭論更激烈”，他們的言行導致了部隊思想的混亂。
紅軍到底何去何從？生死攸關的選擇再一次擺到了中央紅軍的面前。
1934年底，紅軍到達烏江邊，根據毛澤東在黎平會議上的建議，准備強渡烏江，直取遵義，並以此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然而，就在中央紅軍緊鑼密鼓准備強渡烏江之時，博古、李德卻拖起了后腿。12月30日，李德找到博古說：“烏江更大，紅軍血浴湘江的悲劇將在這裡重演。”博古深嘆了一口氣，回應道:“我們不能在相同的問題上再失敗一次。”兩個人深聊了一個晚上。
12月31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對毛澤東提出的“西進貴州”的進軍路線重新討論。於是，就在這一天的下午，中共中央決定在貴州猴場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上，李德、博古堅決反對毛澤東“強渡烏江”的提議，但是當大家要求他們提出新的方案時，他們卻一籌莫展，對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沒有任何建設性意見。這個會議跨了一個年度，一直開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繼續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強渡烏江、直取遵義”。另外，會議還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今后軍委再做出新的作戰部署時，必須在20人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才能執行。
從此，“最高三人團”對紅軍的指揮權被“政治局二十人團”所取代。著名的軍旅作家王樹增評論說：“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李德、博古的決議遭到了集體抵制，雖然研究的只是軍事方針問題，但是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個政治態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終於向李德、博古說‘不’了。”
1935年1月6日，中央紅軍全部突破烏江天險。次日，紅軍佔領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此時，烏江成了紅軍的天然屏障，剛剛到達貴陽的薛岳也正忙著搶奪貴州大權，而遵義附近的其他部隊也難以對紅軍造成實質性的危險。由此，一直被動挨打的紅軍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此時，遵義會議的召開可以說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了。
在毛澤東等領導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進行總結之時，作為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也十分糾結，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1月10日，博古找到周恩來說：“一兩個月來，毛、張、王、彭、林等人對我們很有些意見，大家要求開會，檢討一下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行動。”周恩來早已想“趁這個能喘氣的時候，好好地總結一下”，因此回應道：“是要好好地總結，起碼要准備兩個報告：一個是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一個是研究下一步的軍事方向。”博古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了。
“一把手”的報告被否決了
會議是在柏輝章的舊宅召開的。舊宅主樓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磚木結構建筑，一樓一底,青瓦灰牆，上下兩層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東、西兩端有轉角樓梯，屋頂保持中國傳統樣式,窗上鑲彩色玻璃。二樓東側呈長方形的客廳，就是遵義會議主會址。
一樓的東側則是紅軍總部第一局機要科所在地。走進這間屋子，筆者仿佛看到這裡文書飛傳的畫面，聽到老式的發報機向紅軍各部傳遞和接收信息的聲音。但這裡卻聽不到李德、博古期待的來自共產國際的聲音。“1934年10月，作為和共產國際聯系中轉站的上海中央局被破壞，損失了一大批電訊器材，中央蘇區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中斷。”遵義紀念館館長陳鬆介紹說，“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聯系中斷卻醞釀著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
就在遵義會議召開期間，遠在蘇聯的共產國際，隻能從零星得到的情報中，得知那支他們一直遠程控制的紅軍消失在了莽莽大山中。而恰恰是這種相對的隔絕，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機會。根據俄羅斯公布的中國檔案資料，僅1923年至1927年間，聯共中央政治局就為中國革命問題召開了122次會議，作出了738個決定，甚至規定了連領導人選都必須經過他們的同意或指定。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張樹軍說：“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常講的三次‘左傾’錯誤，都跟共產國際有關系。”
接到會議通知后，毛澤東就對住在一起的張聞天說：“老張，你應該准備一個報告，在會上說說咱們的意見，對‘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批評。”張聞天說，如果開會，非得把一年來的“三人團”在軍事上的失誤講出來，讓他們看看，“特別是那個洋顧問，十分頑固，今后不能再讓他指手畫腳了”。
經過秘密的醞釀和策劃，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確定了兩條方針：一是隻討論軍事問題，不涉及政治問題﹔二是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各軍團首長召來開會。“這樣一來，毛澤東就能爭取到最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以達到更換領導層，改變中國命運的目的。”劉暢解釋說。
1月15日晚上七點，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陳雲，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共20人。
遵義紀念館制作了一個3D模擬情景劇，反映了遵義會議召開時的基本情況，生死攸關的方向問題是會議的切入點。在劇中，博古作報告時有些趾高氣揚。他說，紅軍一路來堅持的路線政策大體上是正確的，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太強大。
博古的講話並沒有得到認同。接下來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對大家說：“這次戰爭，我們之所以沒有取勝，有各種客觀原因，不容否認。但軍事上，我們犯了錯誤。”接著，周恩來對軍事方面存在的問題作了一個交代，指出了“最高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在情景劇中，張聞天接著周恩來的話說，“我反對博古同志的報告，把失敗的原因歸結於敵人強大是不對的。敵人一直都很強大，前4次反“圍剿”為什麼勝利了呢？”
博古感到突然，眼裡流露出驚詫的神情。會場的空氣也隨之緊張起來。“一把手”的報告被否定了，怎麼辦?會議如何進行下去?大家感到一片茫然。這時，張聞天從口袋裡取出准備好的報告提綱，邊看邊對大家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講的，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
張聞天批評了“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錯誤的戰略戰術原則：這些錯誤表現為堡壘對堡壘﹔兵力分散﹔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在戰略轉移與突圍行動上犯了逃跑主義錯誤﹔在部隊不利的情況下，仍堅持去湘西會合紅二、紅六軍團，是機械的戰略方針作祟的結果……聽著張聞天的報告，博古不停地拿著茶杯喝水，手裡的鉛筆在紙上畫來畫去。
張聞天的發言宛如剝筍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事實到理論，邏輯嚴謹，措辭激烈，引爆了與會者積壓多時的對“左”傾錯誤領導的不滿和怨氣，從而有力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同時，張聞天首先站出來作這個“反報告”，也是他從“左”傾中央領導集團中分化出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的標志。
張聞天的報告作了一個多小時，這個時候，時針已經指向深夜十二點半。博古說：“今天的會議就進行到這裡，明天晚上繼續。”第一天的會議，博古沒有說一句話，但大家從他的眼裡看到了憤怒。“張聞天對博古雖然有一些嫌隙，但從沒有這樣激烈地在會上反對過他。過去他們之間的一點距離，好像又拉長了，這是博古無法理解的。”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張黔生介紹說。
博古的軍事報告讓大家很是不滿，張聞天的反報告又讓會議劍拔弩張。路到底該如何走下去？大家都很期待第二天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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