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愛萍
二、集中全黨智慧，完成“一五”計劃編制工作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蘇聯援助141個項目的確定，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束，以及“一五”計劃實施初年積累的經驗教訓，使確定“一五”計劃草案的條件成熟。1954年1月7日，毛澤東在致劉少奇並中央書記處各同志信中說：“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頁。）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立由陳雲、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陳伯達、賈拓夫組成的編制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陳雲任組長。會后，陳雲先組成五人起草小組，對編制四稿進行研究，整理了五稿的初稿，於4月16日送交毛澤東﹔毛澤東閱后，批轉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閱。從4月22日起，陳雲開始主持八人工作小組對“一五”計劃中的間接計劃、主要內容、投資比例、購買力與物資平衡、財政收支緊張、工農業指標能否完成等問題進行討論。
6月29和30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匯報“一五”計劃編制情況時，首次提出按比例、綜合平衡的發展思想，即工農業、輕重工業、重工業各部門、工業發展與鐵路運輸之間要按比例發展。財政收支、外匯收支、購買力與商品供應、主要物資及技術力量的供需必須平衡。陳雲說，我國經濟落后，又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參見《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頁。）
陳雲在匯報中說：工業總產值（包括手工業）每年遞增15.5%是可以完成的，並可能超過。五年內工業生產的增長，主要靠原有工廠及自己設計的工廠。蘇聯幫助設計和建設的141個項目，大多在“二五”投入生產，有些要到“三五”才起作用，“一五”投入生產的很少，在整個工業生產總值中隻佔25%，約75%的產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廠。計劃中最薄弱的部分是農業生產，五年內農業總產值每年要求遞增5%，能否按計劃完成，很難說。農業增產有三個辦法：開荒、修水利、合作化，目前見效最快的是合作化﹔（參見《陳雲文選》第2卷，第235、236、237、238頁。）在計劃編制過程中陳雲談到農業生產時，不隻一次強調這個觀點，因為他洞察到：“引起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糧食減產”，而是“小農經濟的生產終究趕不上國民經濟高漲的需要”（《陳雲文集》第2卷，第616頁。）。以后實踐的結果証明了陳雲估計的正確性。
陳雲對中國經濟內在發展規律的思考是實踐引發的。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新中國成立后國民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但新的工業基礎沒有建立起來，舊工業沒有進行技術改造。農業方面，小農經濟技術落后，生產發展緩慢﹔1953年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加重了財政負擔，使工業建設的原料和資金緊張。計劃執行首年，建設出現“小冒”，工業設備和原料不能滿足工業生產需要，供產銷不平衡，技術力量不足和技術水平不高的矛盾突顯。陳雲在匯報“一五”計劃編制情況的同時，向中央領導層講明經濟運行中的規律及當下存在的症結，為中央領導層的正確決策創造了認識上的條件。
會后，陳雲及李富春主持中央編制五年計劃八人工作小組會議，對“一五”計劃草案五稿的初稿逐章逐節討論和修改。10月12日，蘇聯政府又增加15個援助項目，加上已有的141項，共計156項。
11月3日至24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在廣州集中20余日，共同審閱“一五”計劃草案。在審核中，毛澤東等感到：“亟須要有各省市地區計劃。”11月10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國務院各部委黨組討論的“一五”計劃草案，要11月底前將意見反饋中央﹔同時要求各地召集計劃工作會議，結合當地特點和具體情況定出地方五年計劃綱要，於12月10日送中央。各地計劃綱要應包括工業生產、手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林業生產、地方交通運輸、國內貿易、基本建設、勞動、文化教育衛生、地方財政等十個方面﹔特別是本省農業生產計劃。（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頁。）
陳雲沒去廣州。11月15至25日，他主持在京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國務院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會議，討論“一五”計劃草案規定的方針任務、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工農業關系、建設重點和地區布局等問題。隨后，陳雲一邊繼續主持計劃草案的修改，一邊開始准備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稿，並於12月17日報送毛澤東審閱。次年1月25日，毛澤東在給陳雲的復信中說：“整個報告是很好的，看了覺得很高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頁。）
1955年2月下旬，“一五”計劃綱要草案，匯集各方意見，增加地方計劃一章（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39頁。），經中央集體審定，於3月1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五稿在“一五”計劃整個編制中有著決定性意義。此稿經中央集體討論和審閱，全方位征求了中央各經濟部門及地方意見，內容更加豐富、具體和接近中國實際。在中國史無前例的中長期規劃制定中，中國共產黨銳意開拓進取的精神在五稿中得到充分展現。
3月21日，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的開幕會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對“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實施的社會經濟基礎、工農業建設規模等重要問題作出說明。作為“一五”計劃編制和實施的主要主持人，陳雲的報告是人們認識“一五”計劃和新中國經濟問題的鑰匙。3月31日，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一致通過陳雲的報告和《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會后，毛澤東於4月6日將“一五”計劃草案和陳雲報告送給赫魯曉夫。（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84頁。）根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決議，4月至5月，仍由陳雲主持，吸收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意見，參考蘇聯顧問建議，對計劃草案作第六次修改，由原來12.7萬字減少到10.4萬字。（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頁。）6月18日，陳雲主持國務院第12次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了“一五”計劃草案，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陳雲在會上說：五年計劃的規模是很大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政府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進行這麼大規模的建設。我們是依靠自己的財力進行建設的，也有外援，但數量很少。我們必須做好吃苦的准備。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一五”計劃。
“一五”計劃通過時已執行兩年半，是“邊計劃、邊執行、邊修正”（《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6頁。），這在新中國經濟史上獨一無二，是計劃編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造成的。抗美援朝爭1953年7月才結束，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1954年10月才全部確定，這些因素使計劃編制受到很大制約，且中國共產黨首次編制中長期建設規劃，沒有經驗，材料缺乏，國家大情況復雜，又處於新舊社會變遷、新民主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共中央集全黨智慧，立足國情，借鑒蘇聯經驗，群策群力，成功完成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實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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