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愛萍
三、“一五”計劃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國家經濟建設道路的成功探索
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對“一五”計劃的評價都是一分為二的，以肯定為主。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說：從前四年執行情況看，“一五”計劃根本正確。至於錯誤，確實有，也難免，因為我們缺少經驗。總的說來，現在看不出“一五”計劃有什麼根本性質的錯誤。周恩來在會上也說：整體看“一五”計劃大體正確，成績很大。從生產指標看，今年多數指標接近五年計劃指標﹔從基本建設看，投資超過計劃數字﹔從預算看，財政支出超過不多。欠缺方面是，“計劃不那麼准確”，“我們缺乏經驗和知識，是在不斷地發現錯誤、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前進的”。現在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一些變化，有的是由於形勢的變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於經驗和知識不足而犯了錯誤”。（《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5、236頁。）
1954年4月22日，在計劃編制期間，陳雲對“一五”計劃的檢驗曾提出四條標准：一是蘇聯援建項目能否如期完成，二是確定的工業發展速度能否實現，三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程度，四是市場是否穩定。（參見《陳雲文集》第2卷，第498頁。）按這四條標准審視“一五”計劃，在建設成就方面遠遠超過國民黨政府幾十年，是成功的。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上報告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時，對此有過全面、具體的論述。也許因為陳雲主持了“一五”計劃的編制和實施，提出檢驗標准，他本人無論當時還是以后，都沒有綜合評價過“一五”計劃。他隻點評過“一五”期間“我們的機械制造能力大大提高了”﹔“設計工作有很大成績”，“有了一套設計的經驗”﹔“有了一個相當大的勘察設計隊伍”﹔以東北為工業重心的戰略布局是正確的。（參見《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49、228頁。）
經過歷史沉澱和檢驗，1981年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一五”計劃作出完全肯定的評價：我國“一五”計劃取得重大成就。“一批為國家工業化所必需而過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礎工業建立了起來。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國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十九點六，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四點八。經濟發展比較快，經濟效果比較好，重要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比較協調。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0頁。）學術界也公認，“一五”計劃為中國“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第180頁。）﹔是1953年至1980年之間5個五年計劃中“增長最快、效益最好的時期”，“與同期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也是1979年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效益最好的時期”（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頁。）。
“一五”計劃的編制和實施是黨執政初期領導經濟建設的成功探索，積累了對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長久指導意義的經驗。
1956年9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八大報告總結“一五”計劃執行情況時，提出希望全黨在“二五”期間注意四個問題：一是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二是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使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三是增加后備力量，健全物資儲備制度。四是正確處理經濟和財政的關系。隻顧建設要求，不顧財政可能，不顧設備、器材和技術力量是否能夠供應，提出過高過大的撥款和投資計劃是不對的。（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18、219、221、222—223頁。）
陳雲處在經濟工作領導第一線，針對“一五”計劃編制和實施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對如何進行經濟建設作出規律性總結。前面已提到1954年6月，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的思想。針對1956年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冒進”情況，陳雲1957年1月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又提出“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理論觀點，並精辟論述了防止建設規模超過國力的五個方法：（1）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必須平衡，且略有結余。隻要二者平衡，社會購買力和物資供應之間，就全部來說也會是平衡的。（2）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先保証必需的生產和消費，然后再進行必需的建設。（3）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4）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損失。（5）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規模具有很大約束力。（參見《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54、55頁。）李富春、薄一波在“一五”期間，也從不同角度提出過經濟建設要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的觀點。（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頁﹔《薄一波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94頁。）周恩來、李富春、薄一波關於國民經濟綜合平衡、按比例關系發展的思想，說到底，就是要實現陳雲提出的“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理念。無論現代化建設發展到何種水平，建設規模都要受到國力的制約。這一真理性認識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一五”計劃實施過程中的共識，由陳雲作出精辟概括。
在隨后的經濟建設實踐中，黨對“一五”期間總結出的經濟科學發展理念有所背離，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不得不進行兩次國民經濟調整。“一五”計劃后的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証明，什麼時候遵循按比例、綜合平衡發展的理論就順利，什麼時候背離這一理論就受挫折。“一五”計劃展開后，由於社會經濟生活中又出現許多新的問題，為保障和推動工業化建設，黨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完成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行了統購統銷政策。這些都是從國情出發作出的重大決策，在推動我國工業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當然也不應否認，由於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這些決策在以后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影響逐步加重。
回望這段歷史可以看出，在道路選擇上中國共產黨是高度自覺的。無論是以重工業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工業布局的確定，還是社會主義改造方式的選擇，黨都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選擇利於本國發展的道路，沒有照搬蘇聯經驗。但在計劃經濟管理及具體工程建設方面，我們的確沒有經驗、缺少技術力量，是在蘇聯幫助下完成的。陳雲曾非常坦誠地說：“一五”時期“在重點項目的建設上，我們還是小學生，先生就是蘇聯。那時無論工廠的設計、施工、安裝、試運轉及事故的處理，主要是蘇聯包下了的”。（《陳雲文選》第3卷，第107頁。）蘇聯的援助和我們向蘇聯學習是“一五”計劃實施過程中的重要特點，也是中國經濟在一段時期帶有蘇聯模式痕跡的源由。黨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都有突破蘇聯模式的論述，反映出隨著實踐的發展和經驗的積累，黨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自主意識愈來愈強。
“一五”計劃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中華民族復興歷史上有著特殊意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就是引導全國人民實現兩個轉變：一是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一是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一五”計劃的制定和實施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開端，奠定了中國工業化基礎，創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可以說是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的開端。這一切為當代中國的進步創造了重要條件。
（作者遲愛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頻道精選
 |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