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則
四、《言治》月刊的創刊時間
郁嶷、李大釗主持編輯的《言治》月刊第1期標明的出版時間為1913年4月1日。1999年版《李大釗全集》、2009年版《李大釗年譜長編》，均認為此出版時間不確。
其理由為，《言治》創刊號所載北洋法政學會編輯部員周國衡《敬告國會議員》一文，卻記有4月1日之事：“中華民國二年四月一號為吾國正式國會成立之日。”盡管正式國會於4月8日開會，但由該文推斷，《言治》第1期不可能於4月1日印刷出版。《關於李大釗研究的幾個問題———讀〈李大釗文集〉札記》載：“從《言治》第二期‘國內紀事’欄有關於1913年4月8日國會正式開會的記載，而第一期卻未有來看，《言治》第一期的發稿時間當在1913年4月2日至7日之間。何日印出，不得而知。”筆者認為，據此尚難否定《言治》於4月1日出刊。
1912年3月8日，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月11日公布實施：“本約法施行后，限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1913年1月10日，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自《約法》施行以來，現已十個月屆滿……國會議員已如法選出，亟應依照《約法》下令召集。自民國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國會召集令發布之日起，限於民國二年三月以內，所有當選之參議院議員及眾議院議員均須一律齊集北京，俟兩院各到有總議員過半數后，即行同時開會。至關於國會開會之籌備事項，應由國務總理、內務總長督飭籌備國會事務局，速為籌備完全。”3月27日，籌備國會事務局復電熱河都統：“國會開會為期甚迫……限於四月初三日以前到京，逾初四日，即作為無效。”4月5日，《政府公報》所載《籌備國會事務局通告》首次明確國會召開時間：“中華民國第一次國會業奉大總統按照《約法》發布召集令，定於中華民國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國議會開會禮……議員諸君到京者業有六百數十人之多……開會禮節暨本月八日之開會時刻另行通知。”此為國會成立日。
國會召開期限早已預定，眾所周知，國會召開時間則需視“議員到京之多寡”而定。《言治》編者為趕在國會召開之際出版，已提前籌備。周國衡《敬告國會議員》載：“同人等組織《言治》雜志亦以正式國會成立之日為誕生發現之日，是《言治》雜志與正式國會、正式政府必有絕大之連接關系，無限高尚之希望存於其間，不可以不視、不可以不言。”此文應於《言治》出刊前擬就，並據“限於民國二年三月以內”（可理解為1913年4月1日前）這個既定時限，推定國會召開時間為4月1日。而國會召開的具體時間是抵京“總議員過半數后”才相機確定的。周國衡對4月4日確定的4月8日這個召開國會的時間無從知曉，也就不難理解了。
《言治》出刊前已廣而告之。《言治》創刊號載：“本雜志自預告出版以來，疊荷海內外同志，函電頻頒。”1913年3月首版的《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附北洋法政學會啟事《政學界之寶笈〈言治〉》，稱《言治》將於“陽歷四月一日”出刊，同具預告性質。黎淵於1913年3月在《蒙古及蒙古人•序》中也已獲悉“定期刊行《言治》雜志，以闡明法政精旨”。可見，《言治》創刊日期早經確定。而郁嶷、李大釗率50名編輯部成員緊鑼密鼓、焚膏繼晷，也是可以想見的。《言治》創刊時間仍應以4月1日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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