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燕華
在中國與緬甸建立外交關系並互派大使的請示上，周恩來就翻譯工作出的批示、
1967年，作者（左一）在周恩來接見外賓時參加合影
1965年，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教育司翻譯處（現為翻譯司）工作，與我同時進入翻譯處的有10多個年輕人。
1964年中法建交，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周恩來估計中國的外交將會有大發展，為此要未雨綢繆，准備好干部，指示翻譯處從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挑選一批剛畢業的年輕人，加以培養，應對即將到來的外事活動高潮。我們就是在這種形勢下進入了外交部。在此后的外事活動中，我們中不少人直接或間接聆聽了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的指導，業務水平不斷提高，不少人成為了高級外交官。
翻譯不是“傳聲的機器”
進入翻譯處，我經常聽到老同志講，“總理”怎麼說，“總理”又有指示啦……。那時，外交部的人都把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為“總理”。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特別關心，經常在見外賓前后通過口譯或陪同人員對翻譯工作提出要求。
周恩來對提高翻譯的外語水平很關心，在日理萬機中還經常想到翻譯。他多次批示，要求我們每天要有3個小時練基本功（聽、說、寫、讀、譯），互相用外語對話。那時國內沒有收短波的收音機，不能聽外國電台的廣播。但是學外語不聽有關國家的廣播，怎麼能提高聽力呢？為此周恩來特批為翻譯處從國外買了幾台有短波的收音機。我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圍著這幾台收音機聽英美的新聞廣播。
1969年，我們在廣東潮汕牛田洋軍墾農場勞動時，周恩來還想到了有這麼一批年輕人在“接受再教育”，派出外交部干部司司長張永寬到牛田洋，一個連隊一個連隊地看望我們，向我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每天必須要有兩個小時學外語。”大家聽了很激動：總理是怕我們在農場勞動把外語忘了啊！可是在極“左”思潮橫行的年代，連周恩來的指示都得不到落實，有人甚至認為張永寬的講話是“大毒草”，應予批判。我們學外語的計劃因而付諸東流了。
外交文件的翻譯要求所有的專有名詞、引語等都要查清楚。這對我們新入部的同志是很大的考驗，有時翻譯某國總統的名字，明明查了，抄到初稿上，無意中會漏寫或多寫一個字母。定稿人沒時間去核對專名的譯法，往往會放過。所以翻初稿的人粗心大意就會給整篇譯文留下很多“陷阱”。我們幾乎隔三差五都要被“敲打”一下：專名沒寫對，這個譯法查了沒有？打字縮行太短……
翻譯室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也是在周恩來的“敲打”下逐漸形成的。聽說，早在1951年，在關於緬甸駐華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上，緬甸大使的名字在同一頁紙上出現兩種譯法：吳敏敦、吳敏登。周恩來在上面指示：“姓名未統一譯好，請注意！”我佩服周恩來連這麼一個小錯都能發現，我們天天同文字打交道，卻還常出差錯，太不應該了。
英美、歐洲等國的人名按照發音翻譯就行。日本人的名字最難譯，他們用的是漢字，如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等，但發音完全不同，隻能死記硬背。日本領導人有時換得很頻繁，在外事活動中遇到一個不熟悉的日本人名，翻譯連“忽悠”的辦法都沒有。周恩來體諒翻譯的難處，就指示新華社編著《常見日本人名、地名手冊》，發給每位翻譯。
在外事活動間隙，周恩來還經常對翻譯人員進行“考試”。冀朝鑄、唐聞生等高翻就碰到過這種“考試”，對我們啟發很大。有一次，聽他們講到周恩來考他們的地理知識，要求他們從東到西順序說出拉美國家的名字。英語翻譯往往對與自己工作有關的國家比較注意。當時拉美國家與我國建交的不多，在外事活動中也難得提到它們，所以我們不太關心拉美國家的情況。冀、唐兩位高翻未能通過周恩來的“考試”，周恩來要他們回來后好好看地圖，以后還要“補考”。
在政治會談中，中央領導經常提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類似“綏靖政策”“閃電戰”“蘇台德區”等，都有固定的外語表述，不能隨便譯。還有一些歷史人物，如克勞塞維茨、梅特涅等，需要了解他們是誰，在歷史上起什麼作用等。這些歷史詞匯和歷史人物也經常是周恩來的“考題”。他還告誡外語干部要懂得外語環境。“現在很多外語不隻限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你要搞語言，就要懂它（有關地區）的歷史、地理。”
有一次過家鼎給周恩來當翻譯，說起趙朴初“居士”，老過不知道什麼是“居士”，周恩來就解釋說：“居士是不出家的信佛的人。”老過譯為“layman Buddhist”,順利通過。另一次，周恩來與一位非洲國家的總統會談，我作為“見習翻譯”，也參加了。周恩來提到木薯澱粉的利用問題，高翻冀朝鑄傻眼了：木薯的英文怎麼說？畢竟是老翻譯，他不慌不忙地想用解釋的辦法“忽悠”過去。“貴國有一種植物含澱粉量很高……”話沒說完，便被我國駐該國的大使打斷了，大使提醒說是“cassava”，把老冀從困境中解救了出來。
除了一般的知識面外，周恩來還特別關心翻譯對外交業務是否熟悉，情況是否了解。
外交部內各種機密文件，如有關國家的情況調研、駐外使領館的電報、中央領導人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等，都按級別准許閱讀。翻譯處多數是年輕人，級別低，大部分文件都不能看，所以翻譯時對背景、我方立場等往往一知半解。周恩來發現了這一問題，不止一次地指示部領導要讓翻譯了解情況，翻譯要結合業務。他還說：“翻譯不只是一個傳聲機器，翻譯是人，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覺性和能動性……”他強調翻譯要熟悉業務。
為了讓翻譯熟悉業務，周恩來指示，在地區司准備接待某國領導來訪時，要請有關翻譯參加討論。重要文件的翻譯，要有領導為翻譯答疑。
對於口譯，周恩來還特別要求在每場外事活動前，翻譯都要看有關文件。我的丈夫吳建民是法語翻譯，有一次周恩來會見一位非洲國家的總統，他去做翻譯。外賓到達前，周恩來問他：“看文件了嗎？”吳建民老實回答說：“沒有。”周恩來有些不高興：“為什麼不看？”吳說：“翻譯處沒有這樣的文件。”周恩來火了，狠狠批評了在場的主管部領導：“翻譯不了解情況，怎麼翻？不讓翻譯了解情況，是最殘酷的。……翻譯要看文電，不僅是參加口譯的翻譯要看，不參加口譯的翻譯也要看，此事我已經講過多次了。”
第二天，翻譯處閱報室桌上多了許多文件，辦公廳按照周恩來指示送來了有關文電和簡報。我們可看的文件比其他單位都多，使我們不僅知道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還了解了我國與有關國家的關系。在看文件的過程中，我們還相互切磋對有些提法的理解，外文譯法，提高譯文的水平。
外交翻譯政治性強，周恩來要求“完整准確，通順易懂”。“完整准確”不等於“對號入座”，他主張吃透講話（或文件）精神才能譯好。前輩翻譯家給我講的一件事，對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組織外國駐華使節看電影，總理親自選了《梁山伯與祝英台》，還通過秘書打電話到翻譯室，片名不要直譯，建議譯成“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西方家喻戶曉，而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國外鮮有人知，借用莎翁作品的題目，有助於外國觀眾理解。周恩來這一點撥，使我們更懂得“翻譯不是傳聲的機器”，是交流的橋梁，“對號入座”有時不能達到交流的目的，還必須注意使用外國人懂得的語言。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毛澤東思想”怎麼譯成外語？開始我們譯為“MaoTsetung’s Thought（當時還沒用漢語拼音）”，即“毛澤東的思想”。也有人對“思想”的譯法提出了疑義，大家討論得很熱鬧，卻沒抓住要害。最后請示周恩來，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譯為MaoTsetung Thought為好。后來，中文人名地名一律用漢語拼音表述，“毛澤東”3個字改為漢語拼音。
那時我們在翻譯處裡感到很幸福，因為周恩來對翻譯很重視，很關心。他一直把翻譯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個來源”，要求翻譯發揮主觀能動性。他說：“在外交談判中，談判代表本人固然重要，翻譯也重要。翻譯強的可以幫助把邏輯上、詞句上不夠恰當的地方糾正過來。”遇到重要文件的翻譯，周恩來總要詢問翻譯處有什麼意見。翻譯政府工作報告或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他鼓勵翻譯提意見、提問題。翻譯中共九大文件時，周恩來主持了4次同翻譯的座談會，講文件的精神，解答翻譯的問題，並征求對草稿的意見。周恩來這樣做，是有意引導翻譯多關心外交業務，提高政策水平。
我是幸運的。在開始外交生涯的關鍵時候，有機會耳濡目染周恩來的教誨，對外交翻譯以及外交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都有了感性知識，這是我一生中難得的經歷，終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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