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7日，《共產黨》月刊創刊號。上海市檔案館提供
1921年7月，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石庫門裡宣告誕生。
在這前后，上海發生了什麼？在檔案史料中，保留著歷史的秘密。
上海市檔案館保存著一批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警務日報》，這些曾經神秘的卷宗，正是還原歷史細節的一把鑰匙。仔細研讀這些檔案，或能讓后人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歷史必然。
租界警務密報跟蹤報道陳獨秀
上世紀20年代，在華洋雜處、分而治之的上海，一年中，發生著數不清的瑣事和要聞，密謀和公務。1920年8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 《警務日報》（S.M.C.Police Daily Report）在“中國情報”一欄中，突然出現長達36行的情報秘聞：
“陳獨秀，前北京大學教授，現居環龍路。據報道稱，陳正於該處安徽籍人士中組織一社團，旨在改進一系列安徽事務並廢除現任督軍……到達上海后，陳獨秀去了全國學聯和江蘇教育聯合會，但並沒有參加任何學生會議，至此也可以確定他並沒有公開卷入到學生動亂中。一般認為，陳獨秀是一位相當激進的改革者，在北京時曾撰寫過一些書，這些書在發行流通之前就被政府控制了。但是在沒收前，學生就從政府圈得到了這些書的一些印本。”
以上文字，是由工部局警務處長麥高雲（K.J.McEuen）呈送總辦利德爾（N.O.Liddell）的報告。《警務日報》是用英文撰寫的，將陳獨秀的名字拼寫為Chen Tuh Hsu。
工部局《警務日報》是一份什麼性質的日報，為何在此時突然出現關於陳獨秀的大量跟蹤報道？
據《上海租界志》載：《警務日報》是工部局警務處編制的日報，從1907年1月1日到1938年6月30日，由警務處呈送總辦處。主要記載警務處各捕房中、西人員變化情況，監獄及各捕房拘押囚犯統計，當日捕房管轄范圍內發生的火警及各種刑案等。《警務日報》中的重要內容，總辦通常會批轉給工部局相關職能部門處理，或提交工部局董事會議及其各委員會——公共租界的決策與咨詢機構，並加以討論。
《警務日報》屬於動態簡報性質，文字一般都比較簡短。這則長長的文字，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租界警方已十分關注陳獨秀的行蹤動向，並詳細了解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的“過激”行為。
公共租界的密報，探知陳獨秀在1920年8月正在“安徽籍人士中組織一社團”。這些密報雖然未能破解出陳獨秀組織社團的真正意圖，但卻還原出一個重要事實：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在上海正式成立，選舉陳獨秀為領導人，稱為“書記”。
城市並不只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地方，更是歷史人物積極活動的場所。上世紀20年代，以陳獨秀、李大釗為首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在時代大潮中，怎樣將馬克思主義思潮轉化為建黨的實際行動，點燃了紅色革命的薪火？
漁陽裡紅色弧光引來密探記載
新年到了，租界的洋人們正沉浸在跨年的興奮中，北洋政府依舊在分割、動亂中履行行政統治。就在元旦這天，上海《星期評論》周刊發表《紅色的新年》的新年宣言：
“一九一九年末日的晚間，有一位拿錘兒的，一位拿鋤兒的，黑漆漆地在一間破屋子裡談天……他們想睡，也睡不成。朦朦朧朧的張眼一瞧，黑暗裡突然的透出一線兒紅。這是什麼？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到遠東。那潮頭上擁著無數的錘兒鋤兒，直要錘勻了鋤光了世間的不平不公……這紅色的年兒新換，世界新開！”
時處危局，理想與現實的強烈反差，讓新興知識分子發出紅色新年的吶喊。而隨著陳獨秀南下上海，輿論界的南北執牛耳者有了地理和思想的交集。
不久后，陳獨秀住進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的石庫門裡弄，《新青年》編輯部也隨之由北京再遷回上海。仿佛有著神奇的磁力，這裡先后聚集了李漢俊、俞秀鬆、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一批新文化運動者和早期共產主義者。上海已成為輸出新文化范疇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聚集地。
就在醞釀籌備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日子裡，一本薄薄小書——《共產黨宣言》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場及時的春雨。這本譯作氣勢磅礡，富有鼓動性，始譯后便成為千古名篇。上海市檔案館保存了一本1920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因其珍稀罕見，已被列入“上海市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就在漁陽裡逐漸升溫的建黨過程中，蘇俄對中國由關注的目光轉化為實際的行動。1920年3月，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由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海參崴分局派遣一個代表團前往中國，首要任務就是聯系中國社會主義團體，組建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代表團一行五人以俄文報紙《生活報》記者的身份，於1920年4月初來到北京，經李大釗牽線，旋即來到上海拜晤陳獨秀。他們的負責人是維經斯基。
一時間，群賢畢至，聚集上海灘，漁陽裡紅色弧光初現。
頻繁的聚會活動，引來租界當局關注的目光，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警務日報》的密探記載。
歷史承接與演進中迎來新拐點
既有証據，租界警方為何不採取行動？這得益於在中國大一統格局中，“上海華界與公共租界、華界與法租界之間、公共租界與法租界之間，出現了城市管理的一道道縫隙”。
這是物理意義上的縫隙，更是制度意義上的“縫隙”。對於早期共產主義的活動乃至中共成立后領導的政治斗爭，提供了一個政治活動的緩沖地帶。
上海共產主義發起組成立后，發起組的部分成員又分赴各地組建黨小組，經過組織與聯絡，北京、武漢、濟南、長沙、廣東等地先后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一個共產主義的火苗，開始在中國大地悄然擦亮火花。
共產主義不是流於理論止於實踐。一批早期共產主義者脫下長衫，走出書齋，深入工人群體中，賦予了共產黨早期組織深厚的工人運動基礎。
而到1921年，在歷史的承接與演進中，迎來近代中國的新拐點。
租界裡的文化出版政策步步緊收，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編輯的刊物也陷入步步驚心的境地。1921年初《新青年》月刊的出版被破壞，8卷6號“排印將完的時候，所有稿件盡被辣手抓去”。初春不久，《共產黨》月刊正排出第3期，突遭租界密探查抄，編輯部隻得在此期一頁空白紙上寫下“此頁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一行字。
1921年五一節之前，在共產黨發起組的領導下，召集學校、社團、報館中進步人士在漁陽裡6號開過三次慶祝五一勞動節的籌備會。而這些活動，均被《警務日報》進行了密集記載：
“24日，早上9時10分。在霞飛路（Avenue Joffre）漁陽裡（Yu Yang Lee）6號召開的會議討論了慶祝五一勞動節的方式和途徑，會議有34人參加。會議決定於五月一日在聖凱瑟琳附近的公共娛樂場舉行大型集會……可能會參加五月一日的會議。要求商店關門停業，在五月一日懸挂旗幟。會議還決定了於4月28日晚上7時舉行另一個會議。這次會議由李啟漢（Li Chi-hoen）主持，於晚上12時20分結束。
29日，關於五月一日慶典准備聯合會的會議在霞飛路漁陽裡6號晚上8時召開，會議主席是李啟漢，大約20個人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派出四人去區龍華警備司令部訪問，並要求准許他們在五月一日的西門公共娛樂場舉行大型集會。由於兩名法國警方的中國人警探的出現，會議討論內容受到了相當的限制。會議於當晚10時結束。
30日，法國警方代表又去到了漁陽裡6號，也就是五月一日勞動慶典准備活動的總部。警方搜查了該處並發現一些傳單。他們還警告與會人員不要在這裡開會。會議組織人員散去了，新來了幾個學生在這裡。
一份傳單已被印刷出來，將於五月一日由商人和勞工共同救援會散發，以下是傳單內容：“五月一日，偉大的紀念日。醒來吧，勞工們和商業員工……”
盡管受到嚴密監視，五一勞動節當日，上海共產黨發起組成員還是集體出動。幾名熱血青年到先施公司的七層樓上，像天女散花似的把傳單、標語投到大馬路（南京路）上，不僅驚動了行人，也忙壞了印度巡捕。這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慶祝會，昭示了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結合的雄偉力量。
在中國開展卓有成效的聯絡和建黨准備之后，1921年初維經斯基受命回國。4月初，列寧派出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馬林。6月3日，馬林踏上上海十六鋪的碼頭，在李達、李漢俊的協助下，1921年7月23日后的一周，中國共產黨各地組織的代表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樹德裡石庫門大廳裡匯聚，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猶如一座火山，在中華大地上，一個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經過漫長的積蓄能量期，終於到了噴發的臨界點。（來源：2016年6月8日《解放日報》 作者：李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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