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重來
盧作孚
學會刊物《少年中國》雜志自創刊后風行全國
1922年，對於正在四川瀘州主持川南教育改革的盧作孚來說，是他人生中十分不尋常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他由川南師范學校校長王德熙和教務主任惲代英等5人介紹，加入了當時在中國青年中極具感召力，並薈萃了一批青年才俊的進步社團——少年中國學會。
歷史上的少年中國學會
少年中國學會之所以用“少年中國”作為會名，實際上是受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影響。梁啟超在這篇文章中大聲疾呼：“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這樣的豪情壯志，深深打動了當時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因此成為了這個團體的旗號。
少年中國學會是由李大釗、王光祈等人發起，於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成立的一個集合在理想主義旗幟下的青年精英群體。學會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運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其信條是：“奮斗、實踐、堅忍、儉朴。”這樣寬泛的理想主義宗旨和信條包含著反對封建保守、崇尚科學進步、重視探索創新、嚴格自律自重、決心改造建設中國等內容。因此，入會的會員都是有著強國雄心，勇於思考探索，才華橫溢，且個性鮮明的進步青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評價，這一時期的新生社團雖然眾多，但“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因為他的言論，他的舉動，都質實得很，沒有一點浮動與夸張的態度”。
少年中國學會前后隻存在了7年，全部會員也不過120人左右，但卻聚集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青年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有毛澤東、李大釗、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蕭楚女、王光祈、李劼人、趙世炎、許德珩、宗白華、張申府、左舜生、曾琦、楊賢江、高君宇、李璜、黃日葵、王德熙、沈澤民、劉仁靜、朱自清、楊鐘健、穆濟波、康伯清、舒新城、陳啟天、陳愚生等。有的日后成為了堅定的革命家和共產黨領袖，有的成為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佼佼者。無怪乎在20世紀40年代有學者十分感嘆地說：“現在的中國，已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天下。”可見少年中國學會曾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產生過多麼大的影響。
少年中國學會對於入會會員的要求十分嚴格，甚至近乎苛刻。它要求會員在介紹人員入會時，“務要極端慎重，寧犧牲個人之友誼，勿為學會造將來破壞之基礎”。據說，當時曾有兩位名氣很大的文化人因品行上的污點而被拒絕入會。這恐怕也是為什麼少年中國學會7年間卻隻有120多位會員的原因之一。
學會還規定，申請入會者必須有學會會員5人介紹，經學會評議部認可，方可入會。因此，當盧作孚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時，就有會員王德熙、惲代英、穆濟波、周曉和、彭雲生5人的聯名介紹。有意思的是，在《少年中國》第3卷第7期（1922年）刊登的盧作孚入會消息時，不僅指明了5位介紹人的名字，而且還刊登了介紹人的近況，以示慎重。
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時間考証
關於盧作孚何時、由何人介紹加入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問題在早些年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特別是一些有關盧作孚的著述更是各執一詞。如凌耀倫等主編的《盧作孚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中稱盧作孚是“1919年6月參加‘少年中國學會’，與李劼人等同為首批會員”。實際上，少年中國學會正式成立的時間是1919年7月1日，雖然四川成都分會成立的時間是1919年6月15日，比總會成立還早半個月，但首批會員9人的名字清清楚楚，其中確有李劼人，但沒有盧作孚。
盧作孚之子盧國紀在其所著《我的父親盧作孚》（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提到盧作孚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之事：“由陳愚生介紹，我的父親加入了著名的進步團體‘少年中國學會’。”雖然未寫明入會時間，但前后文中出現的時間均為1919年，顯然指盧作孚是1919年加入的。而趙曉鈴所著《盧作孚的夢想與實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則說：“1920年，盧作孚由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陳愚生介紹加入‘五四’時期著名的進步團體少年中國學會。”而筆者所著《盧作孚畫傳》（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年）和《盧作孚與民國鄉村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也寫的是盧作孚1920年由陳愚生介紹入會。
而實際上，在少年中國學會主辦的會刊《少年中國》1922年第3卷第7期，對於盧作孚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之事有著明確的記載：
“盧作孚由王德熙、惲代英、穆濟波、周曉和、彭雲生等介紹入會。本年仍主持川南教育，現所籌備者：建筑圖書館（已成立一部）、通俗講演所、陳列室、川南師范新校舍、聯合中學新校舍、女子聯合學校新校舍、巡回講演指導員畢業服務事件、各屬校長視學第二次會議事件、出省旅行參觀團事件、運動會事件、教育月刊事件、印刷事件、公費派遣留學資助已赴歐留學生年費等事件。”
在這裡，不但明確記載了介紹盧作孚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5位會員姓名，而且詳細介紹了盧作孚當時作為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主持川南教育改革的種種業績，如創辦通俗教育會，興建瀘州圖書館、學校校舍，組織首屆運動會，組織永寧道所屬25縣中學校長出川考察，創辦《教育月刊》雜志等等。以此說明，新會員盧作孚勇於改革且已有很大成就，符合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條件。
理想之火照亮前行方向
盧作孚能夠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是與他主持川南教育分不開的。1921年，盧作孚應時任永寧道尹的四川軍閥楊森之邀，出任永寧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此時的盧作孚，思想上已由“革命救國”轉變為“教育救國”，對於推動川南教育改革自然十分熱心。他把川南師范學校作為教育改革的重點，為此，要為該校物色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管理和師資人才。
盧作孚找到了老朋友——時任富川銀行經理兼川東道尹公署秘書長陳愚生，請他幫忙推薦人才。而陳愚生正是少年中國學會發起人之一，他自然想到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朋友們，於是向盧作孚推薦了時任川東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長王德熙出任川南師范學校校長，時任安徽第四師范學校教務主任惲代英出任川南師范學校教務主任。兩人到校后，又呼朋引伴，請來了周曉和出任英語教員，穆濟波出任學校教習。以后，又有彭雲生來校任教。而周曉和、穆濟波、彭雲生都是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的首批會員。
這幾位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到達瀘州后，對盧作孚主持川南教育改革的決心和舉措大為贊賞，對盧作孚的人品更是敬仰。惲代英在給友人的信中就說：“科長盧思（盧作孚的別名），人更可注意，真可謂濟濟多賢。”基於此，王德熙、惲代英等5位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最終決定，聯名介紹盧作孚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盧作孚深受少年中國學會崇尚的科學與民主、改造建設中國的思想影響，一生都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富強而拼搏，而少年中國學會倡導的“奮斗、實踐、堅忍、儉朴”信條，可以說早已根植於盧作孚的骨髓，並逐一踐行。
1925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曾向會員發出了一份調查問卷表，內有“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竟抱何種主義”一欄。盧作孚在這一欄中填寫道：
1.徹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為”為教育中心。
2.以教育方法訓練民眾，為種種組織、種種經營，以改革政治，絕不利用己成之一部分勢力推倒他一部分勢力，但謀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滅之。
3.以政治手腕逐漸限制資本之贏利及產業之繼承，並提高工作之待遇，減少其時間，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有意思的是，盧作孚填寫此表時，他創辦的民生公司才剛成立。作為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卻在表中提出要以政治手段來“限制資本之贏利”，要減少工作時間、提高職工待遇等主張，真是難能可貴，也體現了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更可注意的是，此時他已走上“實業救國”之路，但他重視教育的理念卻沒有改變。而從民生公司確立的宗旨“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礦業，富強國家”中，也可以看出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正是盧作孚一生努力實踐的理想和目標。
少年中國學會的理想之火，一直在盧作孚心中燃燒，成為了他一生奮斗的動力，也照亮了他一生前進的方向。（作者單位：西南大學盧作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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