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為忠
1944年初春的一天，時任淮北蘇皖邊區參議會駐會常委的鈕玉書接到通知，要他到新四軍四師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務。鈕玉書到師部后，見了師政委鄧子恢。鄧子恢告訴他，現在需要你去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到你老家國統區採購一大批棉布。鄧子恢說：現在天氣漸暖，全師指戰員仍穿著棉衣行軍打仗，在3月上旬以前必須完成採購任務。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屢屢受挫，現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們勝利度過了最困難時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失利，美軍的反攻增強了，德國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厲打擊下，有搖搖欲墜之勢。日軍想把牽制在中國戰場的60萬陸軍解脫出來，以加強對付美軍。抗日根據地各個戰場先后開始發動局部反攻，日軍為了應付太平洋戰場不利形勢，急於打通從北平到南寧的交通線，一方面抽調兵力向國統區進攻，一方面加緊封鎖海上。原來我們所需工業品物資都是從上海採購，現在不行了。外貿部門決定到國統區的河溜、龍亢去採購，因你曾擔任過淮上動委會主任，對河溜、龍亢人地兩熟，讓你去設法打通國統區的渠道，此事已告知“財辦”。最后，鄧子恢讓他去直接找參謀長張震，辦理有關事宜。
鈕玉書又去見張震。張震說：“派你到國統區採購布匹是不得已而為之。你對河溜、龍亢情況比較熟，有一定的關系，去了有可用之處。但國統區統治嚴密，特務橫行，也應有所准備，一切都要在秘密中進行。”張震還寫了親筆信介紹鈕玉書去找淮北行署財辦主任雷明。
河溜鎮原是淮上抗日根據地懷遠縣抗日民主縣政府所在地。1941年夏新四軍四師移師皖東北后，這裡成了國統區，駐有國民黨第九十二軍。因經濟貿易繁榮，有小上海之稱。各種勢力糾集在一起，除有我秘密工作者外，還有汪偽秘密特務組織，政治情況極為復雜。
鈕玉書和四師敵工干事王國藩二人做好准備工作后，分別以不同身份，潛入河溜鎮。鈕玉書第一站是河溜“聚永泰”商行，其老板是原淮上商抗會主任何步舟。
這天，鈕玉書身著藏青色長大褂，腳穿橙黃色皮鞋，臉上架著墨鏡，手拎4瓶“杜康”大曲，走進“聚永泰”商行。何步舟一看是一位闊商人，忙起身招呼著：“請進！老板發財！”
“何老板，真是貴人多忘事啊！”鈕玉書一邊說，一邊摘下臉上的墨鏡。
何步舟一聽聲音大驚失色，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鈕玉書這時會來河溜，但馬上鎮靜下來，緊緊握著鈕玉書的手，改口稱道：“李老板，你怎麼來啦？快請進！”
何步舟把鈕玉書讓進客廳，又重新抓住他的手說：“鈕主任你怎麼來啦？你膽子太大了。現在的河溜日偽敵探多如牛毛，國民黨九十二軍司令部也駐在這裡，你來太危險了。”
“怕什麼？我臉上也沒有新四軍三個字。”
“你在河溜認識人多，這樣……”
“認識人多是好事，真正的壞蛋還是少數，我的安全你不必擔心。”
何步舟說：“話是這麼說，現在人心莫測呀！還是少露面為好。”接著，他把新四軍撤走后自己的一系列遭遇說了出來：“你們走后，國民黨軍佔據了河溜鎮，當天我被逮進警察署，說我私通八路軍。我說當時組織商抗會主要是為了抗日，大家推選我負責，沒有干過壞事，后經眾多商界朋友保釋，罰100塊大洋才平安無事。”
“現在怎麼樣？”鈕玉書問。
“現在沒有事了，警察署的朱署長在我鹽行有三分之一股份，關系很好。”
“那好，我想通過你與朱署長打交道，我的身份是河南許昌煙草客商，帶一批煙葉來貿易，回去帶部分棉布怎麼樣？”
何步舟知道鈕玉書的身份，也不便多問，說：“這個問題不大，關鍵是‘新亞洋行’的老板是懷遠縣偽軍大隊大隊長梅友和的胞兄梅友山，他控制著河溜的棉布業，想從他那進一批布匹，恐怕……”
“這個不必擔心，”鈕玉書打斷何步舟的話說，“我再想辦法。”
早在1942年春抗日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黨中央就提出，注意開展敵佔區的城市工作，准備力量，配合將來的戰略反攻。在這時泗（縣）五（河）靈（璧）鳳（陽）懷（遠）敵工站成立，上級決定新四軍四師十一旅敵工科與敵工站合並，由鄭淮舟、呂鳳祥任正、副站長。為適應斗爭的需要，在淮北區黨委和四師的關懷下，繼而成立了蚌埠工委，取代了敵工站，陳炯被任命為四師十一旅內線情報參謀，打入蚌埠敵穴。1942年秋，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黨組織決定在河溜鎮建立一個聯絡點，於是陳炯以灰色面目參與梅友和及其胞兄梅友山在河溜鎮開設的“新亞洋行”，經營布匹、線紗和其他貨物。其實，陳炯早在同年春就以“青幫”同香頭（即同一班輩）的關系認識了梅友山。梅友山也知道陳炯在偽安徽省政府裡干事（偽省政府駐蚌埠），同“青幫”頭子陳輯三、高慰軒素有往來。之后又打過交道。當陳炯提出在河溜鎮開設“新亞洋行”做生意時，梅友山滿口答應。陳炯便在“新亞洋行”擔任了股東老板，梅友山算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經過一年多的經營發展，“新亞洋行”已是擁有數萬元的資產，並能控制河溜、龍亢棉布業的大洋行了。
鈕玉書來到河溜鎮的第三天，陳炯正在梅友山公館打牌，“新亞洋行”的小伙計跑來說：“高老板（陳炯化名高振亞），家裡來了一位河南老板，請你回去！”
陳炯回家一看，是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他並不認識鈕玉書，只是得到情報說“家裡”派了一個姓李的老板前來完成一項特殊任務，便試探地問：“李老板你怎麼來啦！”
鈕玉書說：“為了養活一家老小，在許昌經商搞一批煙草，順便帶回一批貨物，希望高老板多多關照。”其實他也不認識陳炯，只是用“許昌”這個暗號與陳炯接頭。
陳炯一聽“許昌”，知道是老家來的人，便馬上回答暗號說：“這邊行情是受‘蚌埠’的影響，不一定讓你李老板滿意。”
鈕玉書見發出的暗號與對方回答的暗號對上了，又發出第二個暗號說：“要看蚌埠行情與我們許昌行情‘落差’有多大，隻要有錢可賺，我們就可以干！”
陳炯高興地回答第二個接頭聯絡暗號說：“李老板是個‘爽快’的生意人，具體問題到會客廳談。”便熱情將鈕玉書迎進會客廳。
進了客廳，鈕玉書做了自我介紹，陳炯興奮不已，他們越談越融洽。鈕玉書說：“我軍大反攻就要開始，而天氣漸漸熱起來，四師一萬多指戰員，急需要換裝，因為長江被日軍封鎖太嚴，師首長決定從這購置一大批白洋布和灰布。”
“保証完成任務！”陳炯爽快地說。組織上的信任，激發了他的革命熱情，可是他也知道，這些布匹屬於禁運品，少量的還可以，這麼一大批禁運品要運往根據地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某個環節出了紕漏，就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可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他仍義不容辭地將任務接受下來。
兩人一起分析了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有利條件是可以利用“青幫”“紅槍會”的身份，進行巧妙周旋，陳炯與梅友山是合伙做生意，這樣一塊肥肉梅友山他不會不吃﹔不利因素是：這樣一大批禁運品出境，很招人眼目，鄉村土匪蜂起，大股者數十人，五裡一卡十裡一司令，要把這批貨物運到遠離河溜數百裡的抗日根據地，當中還要經過日偽軍封鎖線，實在是難上加難。針對這一情況，他們認真做了研究和分析，並採取相應的對策，認為如果合理利用有利條件，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大的。這批貨物能不能出境，首先要做好河溜鎮警察署朱署長的工作，於是，陳炯和鈕玉書馬不停蹄地來找朱署長。這家伙是本地人，陰險毒辣，思想反動，掌握著河溜鎮生殺大權，是個偽化頑警察頭子。他明是國民黨河溜鎮警察署長，暗地裡與日偽常有往來。自他當上河溜警察署長后，與梅友和打得非常熱乎。他知道陳炯是梅友和的人，也不得不恭敬幾分。聽說陳炯來訪，他老遠迎出門道：“高老板稀客！”接著又問：“這位……”
“無事不登三寶殿，”陳炯說，“啊，這位是我表兄，是從河南許昌過來跑生意的。”
鈕玉書一手拎著4瓶貴州茅台，一手遞上名片說：“鄙人姓木子李，名一鳴。”
朱署長見酒如命，一頓不喝酒嗓子都發痒，貴州茅台又是稀罕物。一見貴州茅台，他早已喜出望外，兩隻小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縫兒說道：“李老板大駕光臨，實感榮幸！”
接著，他又對陳炯說：“高老板，有何公干盡管說吧，何必叫親戚這麼破費！”說著一邊接過茅台酒，一面招呼勤務員沏茶。
陳炯說：“最近‘新亞洋行’與許昌的表兄李老板做一筆大生意，煩請署座關照，幫助我們過關卡。”接著他將鈕玉書運進的煙草已出手，准備購進一批布匹運出境的事說了出來。
朱署長眉頭一皺說：“這樣大的一批貨物，恐怕……”
“有梅大隊長做靠山，我不過是跑跑腿而已。”
“如果是新四軍買的，我這個署長吃罪不起呀！”
鈕玉書說：“朱署長你看我像個新四軍嗎？如朱署長為難，我就空手而歸算了。”
“朱署長，我‘新亞洋行’做生意從來不問政治，再說梅大隊長是九十二軍的大紅人，他能將這批貨物賣給新四軍嗎？”陳炯說。
“當然不能，當然不能！如果是這樣，我朱某願效犬馬之勞。”朱署長喘了口氣，接著又說，“不過……”
鈕玉書看著時機已到，打斷朱署長的話說：“朱署長也不是外人，有錢大家花，我李某願提出百分之十的利潤給署座分份子，你看如何？”
陳炯說：“行，行，表兄說得對，有錢大家花！”
朱署長說：“使不得，使不得！”
“就這樣敲定了。”鈕玉書說著從腰裡掏出500元法幣放在朱署長的桌子上。
朱署長假惺惺地說：“這多麼不好意思！”接著話鋒一轉：“有我朱某在，你們就干吧，包你們出關卡！”隨即從腰中掏出一張名片和貨物出境卡遞給鈕玉書說：“歡迎李老板常來！”
當天下午梅友山從懷城回來，將陳炯叫到他的公館問道：“聽說洋行做了一筆大生意？”
這家伙剛從懷城回來，便得知消息，說明朱署長與他通了氣。現在陳炯不知道他葫蘆裡裝的什麼藥，便小心試探問道：“是的，大哥，你不在家，我給嫂夫人說啦。”
“振亞你就大膽干吧，他媽的，大肥豬（朱署長）想卡我們的脖子，沒有那個鳥門！”
陳炯仍不放心地說：“大哥，朱署長是地頭蛇啊，李老板已給他500元分份子啊！”
“我不管他是地頭蛇還是地頭虎，他要卡我們的脖子，我是六親不認的。李老板給他500元分份子，那算李老板倒霉！”
“他與九十二軍有關系啊！”
“不管這些，今天晚上我們到‘揚州’酒樓請客，拿我名片去請九十二軍李仙洲軍長。”
經過緊張的採辦，“新亞洋行”採購了700匹白洋布，鈕玉書又通過何步舟在其他布行秘密採購了400匹，共計1100匹。為了保証這批物資萬無一失安全出境，王國藩立馬回淮北邊區匯報，派部隊前來接應。陳炯親自去懷城東北山香寺梅友和部下偽第九中隊隊長高彩坤處，抽調一個排的武裝人員直接護送出境。鈕玉書連夜到淝河北找到原紅槍會總堂主陶文彩，組織50多輛獨輪車運送，一切都按計劃順利進行著。
高彩坤是陳炯在蚌埠敵工站工作時結識的偽特工人員，也是他同鄉會“青幫”成員之一。經過陳炯對其的教育和經濟上的幫助，成為敵工站的外圍組織新四軍秘密戰士會成員，多次為我方做過工作。他率領第九中隊一個排的武裝按時到達河溜鎮渦北岸。鈕玉書通過陶文彩組織的50多輛獨輪車，也准時到達渦河北岸。他們迅速將這批物資裝上車，經雙溝北向東北行進。車隊前后由高彩坤押送，並持有朱署長名片和出境卡及梅友和的通行証。一路上既沒有說話聲，也不准一個人吸煙、掉隊，隻有輕輕的腳步聲和獨輪車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發出的“咯噔、咯噔”聲。每輛獨輪車都膏足了油，車轱轆用麻打成墊子纏緊，所以行動起來聲音很小。一路無事，天剛亮到達孟圩子住下，封鎖消息，村寨四周派出便衣站了雙崗，人員隻准進不准出。
下午4時左右，鈕玉書手提杜康大曲，一派闊老板打扮直奔任橋車站。
3年前新四軍四師大部隊向皖東北轉移時，就是從這裡通過，沒損一人，沒丟一槍。鈕玉書這次運輸棉布，本打算從新馬橋車站通過，但是新馬橋距蚌埠較近，一旦被敵人發現，獨輪車一時很難擺脫。經過周密研究，決定還是從任橋車站過封鎖線。當鈕玉書走近任橋車站時，駐任橋的偽軍隊長丁在禮一看是一位闊商人，便問道：“干什麼的？”
“做生意的。”
過去丁在禮也經常將西去河溜、龍亢的鹽商和東去的販賣工業品商人送過封鎖線，收些過路之財，他繼續問道：“做什麼生意的？”
“做布匹生意的。”
“布匹是禁運物資你知道嗎！”
“生意人不問這些，隻要有利圖，我們就干！”
“那要問一問這裡准不准過？”
“如果是‘四爺’（指新四軍）干的呢？”
“你是什麼人？”丁在禮立刻站起來大聲問道。
鈕玉書說：“你說呢？”
正在這時，王國藩領著幾個身著偽軍衣服的新四軍戰士沖了進來，把槍對准丁在禮大聲警告道：“不准動，動一動打死你！”
一名戰士上前把丁在禮的手槍繳了。丁在禮嚇得直打哆嗦，可一看王國藩也在場，立刻大笑起來說：“哎呀，不就是過路嗎？你王區長哪回指示我不照辦？”王國藩說：“誤會誤會，快把槍還給丁隊長。”接著又說，“為了安全起見，你打電話叫崗樓裡的兄弟不帶槍全部出來集合。”丁在禮立即說：“敬聽‘四爺’安排。”不大一會功夫，崗樓裡八九十個偽軍全都走出來，列隊站好。
王國藩領著一班的武裝押解偽軍向鐵路東仲興庄走去。隨后，新四軍四師某部特務連，在連長的指揮下換上偽軍服裝鑽進了炮樓。
繁星點點，夜海茫茫，陳炯率領50多輛獨輪車運輸隊，一腳高一腳低向任橋車站趕來。經過一個多小時急行軍，來到了任橋車站封鎖區。“快，快過路！”陳炯命令獨輪車隊快速通過任橋津浦鐵路封鎖區，向皖東北蘇皖邊區進發。
這時，丁在禮在一邊動起了腦筋：一是他也想參與生意，搞點外快﹔二是像這樣一大批物資，行動如此緩慢，一旦被敵人偵知，不但物資難保，他的腦袋也得搬家。他馬上將自己的想法向鈕玉書、陳炯說了出來：“這樣搞法太危險了？”
陳炯問道：“怎麼說？”
“這樣龐大的車隊，很招人耳目。”
“依你之見？”
“干脆我們合伙做，也讓弟兄們能得點外快，我們共同派兵保護，保証不會出意外。”
陳炯高興答道：“好呀！我們共同干。”
“不過，”丁在禮接著道，“多層次少批量，一次過路不要超過10輛小車。這樣目標小，行動方便，不會引起鬼子的注意。”
鈕玉書、陳炯商量后道：“好，這個辦法好，就按你的意見辦。”
第二天上午10時，估計物資已走出了危險的敵佔區，特務連撤出炮樓，丁在禮的偽軍也回到任橋車站。鈕玉書、陳炯握著丁在禮的手，連聲稱謝，又給了丁在禮50塊大洋酬謝。此后，鈕玉書、陳炯按照丁在禮的意見，每次不超過10輛小車，採購些如西藥、生鐵等緊缺物資，由丁在禮派偽軍護送出境，同時付給丁在禮50至80塊大洋，作為合伙做生意的紅利。這條地下交通線，就這樣一直安全運行到日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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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玉書，字祥麟，化名許行君。1902年出生在安徽省懷遠縣龍亢西鈕灣。1926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因身份未暴露，在國民黨內堅持斗爭，於1930年至1935年兩次被捕。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鈕玉書被組織派回南京，負責抗日宣傳工作，奔走在上海、南京一帶。1938年蚌埠、懷遠淪陷后，鈕玉書回到家鄉，就地組織紅槍會保衛地方，並擔任泗縣六專署二區區長。1940年夏，新四軍六支隊第二次進駐淮上，鈕玉書被任命為新四軍六支隊參議員、豫皖蘇邊區淮上民眾總動員委員會主任，在中共淮上地委領導下，積極開展抗日活動。1941年5月，新四軍四師開往皖東北，鈕玉書也隨軍東撤。同年秋任淮北蘇皖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常委、駐會代表。此后，鈕玉書經常往返津浦路兩側根據地和敵佔區之間，從事對敵斗爭和秘密統戰工作。抗戰勝利后，鈕玉書到路西新區宿懷縣雙橋一帶，以辦教育的公開身份開展革命活動。1946年9月14日，他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問堅貞不屈，於1947年3月被秘密殺害，犧牲時年僅4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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