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福
陝甘寧邊區政府禮堂舊址
《紅軍長征記》是最早的長征回憶錄
延安時期的丁玲
1938年，位於延安橋兒溝的魯迅藝術文學院全景
山西趙城廣勝寺
陝甘寧邊區時期，根據國內國際形勢變化，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系列文物保護工作，充分發揮了文物保護在邊區文化建設中的作用。回顧這段歷史，研究陝甘寧邊區的文物保護工作，認真總結邊區文物保護的經驗和教訓，不但具有學術意義，而且對當前文物保護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開展革命文物征集活動
1936年10月，隨著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會寧，標志著紅軍長征大轉移的完成，中共根據地由江西蘇區轉移到陝北延安。由於長征過程中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為紀念革命先烈，總結革命經驗和教訓，對軍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中共開始在陝甘寧邊區進行革命文物的征集。
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楊尚昆為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征稿電報和信函，要求紅軍師團干部對長征行軍、戰斗、民情風俗、奇聞逸事擇其精彩有趣部分編寫成文。到10月底，總政治部共征集稿件200多篇，共計50余萬字。后來選取100余篇文章以及歌曲、英雄譜、資料表等編成約30余萬字的《紅軍長征記》。
193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主席毛澤東、總司令朱德發出《軍委關於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提出要“大規模的編輯十年來全國的紅軍戰史”。中革軍委決定由鄧小平、陸定一、張愛萍、蕭克、丁玲、舒同、甘泗琪等11人組成紅軍戰史征編委員會，負責收集紅軍歷史材料和編輯出版工作。歷史材料收集的范圍包括歷史、戰史、長征史、史略、報紙、宣傳品、書籍、圖書、劇本活報、日記、歌曲、照片、紀念品、旗幟、獎章、文件、法令17項，這其中既包括歷史文字資料，又包括具有一定文物價值的革命實物。隨后，中央秘書處、辦公廳、組織部、中共西北局、中央青運、部隊、學校、醫療衛生等各行各業機關均發出通知，要求各機關、團體及個人幫助收集革命文獻和實物。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國內重心開始由國共對峙轉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入侵。而此時期的文物古跡保護工作受國內國際形勢影響，轉變成為弘揚抗日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服務。這一時期，文物征集活動的對象主要是關於抗戰的資料，與前兩年主要搜集革命文物截然不同。
1939年4月7日，為紀念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抗大政治部在《新中華報》刊登《為三周年紀念征求紀念品啟事》，要求抗大同學贈送母校照片、戰利品等紀念品，並於6月1日抗大三周年紀念活動中舉行展覽會。隨著革命文物收集和宣傳的深入，文物征集活動擴展到基層部隊和廣大群眾，革命文物的種類進一步擴大，甚至包括反映敵人入侵和暴行的文物。
1939年5月30日，國民革命軍18集團軍（八路軍）政治部發出《為征求抗戰兩周年展覽會展覽品啟事》，提出：“茲值抗戰建國兩周年之日，決定在延安舉行抗戰兩周年展覽會，目的在表揚我軍勝利，暴露敵寇獸行，以提高我軍民抗戰勝利之信心，鼓舞我軍民殺敵之勇氣。”為充實展覽會內容，特向各界人士征求展覽品：戰利品、戰斗通訊、照片及圖畫﹔戰斗犧牲烈士之照片、傳略及遺物﹔抗戰領袖及部隊生活之照片或畫像﹔暴露敵軍獸行、敵國困難及敵寇陰謀之照片、圖畫及統計表﹔前后民眾參戰動員之各種材料等。
此后，陝甘寧邊區更加重視革命文物的收集和保護，革命文物的征集對象從紅軍深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部隊和群眾，征集范圍進一步擴大到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解放事業有關的一些重大事件。
重視古代歷史文物古跡的保護
進入抗戰相持階段，中共在進行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同時，也對民族文化進行深刻反思。在此情況下，陝甘寧邊區開始重視並明令保護古代歷史文物古跡。
1939年初，陝甘寧邊區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推動了邊區經濟建設發展，但開荒生產、破除迷信卻使地上地下文物古跡面臨被破壞的危險。為保護文物古跡，3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及時發出《關於保存歷史文獻及古跡古物的通告》。《通告》指出：“一切歷史文獻以及各種古跡古物，為我民族文化之遺產，並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歷史之重大材料，此后各地方、各學校、各機關和一切人民團體，對於上述種類亟宜珍護，如有地下發掘所得之各種古跡古物，更望勿有遺失或損壞，並請送至本部保存及供人研究，是所至盼。”
同年11月23日，為使邊區的歷史文物古跡得到妥善保存，林伯渠、高自立、周揚聯名簽發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給各分區行政專員、各縣縣長的訓令》，決定“對邊區所有古物、文獻及古跡加以整理發揚，並妥予保存”。調查方法包括“各縣、區、鄉政府制定專人負責調查”“廣泛地訪問民眾”“向老學者訪問”“縣、區、鄉負責人親自調查”等，“調查所得之古物、文獻及古跡暫由該區、鄉政府或縣政府設法保管”。並決定“群眾自願將所收存之古物、文獻送政府或出賣於政府保管者酌予獎勵”，“而各級政府人員在進行調查中辦事出力或發現出重大價值之古物、文獻、古跡者，亦當酌予獎勵”。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之路，陝甘寧邊區政府積極籌劃博物館的建設。1941年1月，為開展社會教育，經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批准，邊區政府教育廳擬建立博物館。不久，建立延安博物館就被列入邊區政府的議事日程。1941年3月28日，陝甘寧邊區教育廳主持起草的《建立延安博物館緣起》中，對建立博物館的理由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第一是建設新文化的需要。其中指出：“中國的文化史已有四千余年，要從舊中國的舊文化中，創造出新中國的新文化，首先對於遠古文化資料，還得做一番發掘整理和考証的功夫。”陝甘寧邊區出土古代文物豐富，“分別陳列，以供各界的參觀，這不單對中國社會史研究者提供有利的資料，而且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創造將給以極大的幫助”﹔第二是出於總結革命歷史，緬懷先烈事跡，鼓舞“后來者勇氣和信心”的需要。“十年蘇維埃運動的偉績，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壯舉，乃至當前拒強頑敵的功業”進行陳列和展覽，可以鼓舞大江南北抗日將士的士氣，告訴全國人民，中國人民的武裝，將能誓破任何頑強的反動武裝而確保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第三是陝甘寧邊區大生產運動對改善人民生活，發展邊區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博物館可以舉辦這方面的展覽，從而起到進一步推動大生產運動、發展經濟的作用。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陝甘寧邊區召開的第二屆參議會上，周揚、張仲實等提出建立邊區歷史博物館和地方文物保管委員會的議案，獲得多數參會人員的贊成。提案包括：“為提高邊區人民對中國文化及中國革命之意識與對於革命史實之具體的了解，並加強其對於革命之信念，應請政府募集巨款籌設歷史博物館案”“成立地方文物保管委員會編修地方志人物志案”“設立邊區歷史博物館案”。
陝甘寧邊區籌建博物館的種種設想，創立博物館的實踐，雖然后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博物館並未建立，但這無疑為建國后博物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提供了最初經驗。
在籌劃博物館的同時，陝甘寧邊區因地制宜地成立了一些陳列室、陳列館和展覽室。陝北公學陳列室（1938年9月），魯迅藝術文學院陳列館（1940年3月），成吉思汗紀念堂暨蒙古文化陳列館（1940年7月），延安馬列學院聯共黨史資料室（1941年6月），延安烈士陵園以及劉志丹、謝子長陵園等陸續建成並開放。在組織、籌建博物館和陳列室的同時，陝甘寧邊區舉辦了不同類型、形式多樣、生動活潑的展覽，如1940年秋，為配合邊區各界慶祝百團大戰勝利，追悼死亡烈士大會，129師舉辦“軍民死難烈士遺物展覽會”﹔1941年4月23日起，延安蒙古文化促進會、蒙古文藝考察團在文化俱樂部舉辦文化展覽會，將蒙古文化介紹給關心少數民族問題的各界人士﹔1940年10月，延安魯迅研究會為紀念魯迅逝世四周年籌辦魯迅展覽會等等。此外，為配合陝甘寧邊區的形勢和開展宣傳，邊區還廣泛利用民眾教育館、集市、廟會和英雄大會等舉辦了大量展覽，充分展示了邊區軍事、經濟、文化建設的成果。
據不完全統計，僅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就舉辦展覽會425次。
鼓勵邊區文物古跡的調查和研究
陝甘寧邊區政府對文物政策的宣傳和教育，增強了軍民的文物保護意識，並推動了延安知識分子深入調查和研究文物。
1941年9月22日，《解放日報》刊登消息，稱陝甘寧邊區軍民“前日在本市小砭溝一座山麓下面，發現一塊大骨色龜形的化石，分量很重，要兩個力壯的人才能抬得起”。古物隨后被送到自然科學院研究，經延安的考古專家研究發現，這是一萬年前的龜化石。
1943年4月22日，延安光華商店農業生產組在劈山開荒中發現大型磚瓦多塊，“繼往深處挖掘，又發現磚窯一座，深八尺余，中有老人骨骼一具，磁碗一個，鋼鏡（似為銅鏡）一面，銅瓶一口，銅環四個，俱生鏽不堪。此外並有大磚一塊，上刻‘福壽明堂’四字，瓦一片，字已模糊不清”。
古跡和古物的發現，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考古學家尹達“在延安進行過野外的考古調查，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地區內進行最早的考古工作”。1943年，他以過去和在延安新發現的文物材料作基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寫出《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成為“結合考古實物資料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第一人”。
在文物保護的基礎上，邊區政府還成立了專門的文物管理機構，開展文物搜集和整理工作。在陝甘寧邊區政權機構中，邊區政府的教育廳負責文物工作的具體管理，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文物政策的制定以及文物工作的宣傳和監督工作。1939年2月1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組織條例》，明文規定邊區政府教育廳的主要工作包括“關於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以及公共體育娛樂場所之管理”。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縣政府組織暫行條例》規定：縣政府“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民教館、圖書館、公園、古跡、編修縣志及其他文化建設事項”。由專門的行政機構管理文物，表明邊區文物保護工作的日常化。
陝甘寧邊區時期，文物在戰爭中面臨落入敵手的危險，中國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在戰火中搶救文物。1942年，日本侵佔山西時藏在山西趙城廣勝寺內的《金藏》經卷就有落入敵手的危險。《金藏》是金代（公元1115年至1234年）刻印的一部多達7000余卷的大藏經典，共有5380卷，山西趙城廣勝寺內藏有4813卷，通稱《趙城金藏》。日本侵佔山西時曾密謀搶劫，寺內老僧及時向八路軍游擊隊秘密送信。
得知消息后，受中共中央委托，薄一波帶領部隊在晉南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搶奪《趙城金藏》的戰斗，終於將藏在煤洞裡的經卷搶救出來。在這次戰斗中，8名戰士犧牲了生命。后來，《趙城金藏》經卷由指定的專人保管，新中國成立后被運到北京，經專家鑒定，認定是海內孤本、稀世之珍。后來北京圖書館用了十八年功夫把它裱糊整理了出來。現今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編纂的《中華大藏經》即以此為其主要組成部分。
這一時期的文物古跡保護工作頗顯復雜，在繼續進行革命文物征集的基礎上，受國內國際形勢影響，重點轉向為抗戰服務，通過一系列措施，使得文物古跡保護工作在宣傳革命、教育軍民、打擊敵人、保存民族文化遺產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永川區委組織部）
頻道精選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