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2016年07月01日08:0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的思想體系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個人的最高評價，無疑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全黨的指導思想，並寫進黨章裡面。
這是1945年“七大”的事。其間，毛澤東不斷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進行反思和矯正。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風”以后，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就出現了。開始，宣傳者還是沿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提法，說的是“毛澤東主義”。如1942年7月1日，當時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的鄧拓，在該報便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他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如果是延安的報社，發表這樣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論”形式推出，不會不送給毛澤東審閱，可遠在另一個邊區，大概事前是沒有給毛澤東看過，發了也就發了。
中央有關部門，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較鄭重地提出要宣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不得不重視起來。1943年4月，他在給中宣部副部長何凱豐的信裡特別申明：“我的思想（馬列）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的時候，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隻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風文件中的幾件），不宜當做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有成熟。”
可當時，毛澤東的個人表態是一回事，黨內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為中國共產黨確實希望並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論旗幟的時候了。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王稼祥的長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說：“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發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給毛澤東審閱。一天傍晚，毛澤東專門來找王稼祥，談他讀后的意見。開始，他不同意提“毛澤東思想”，由於王稼祥反復陳說理由堅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還是堅持，不能提“毛澤東主義”。他說：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麼可以跟他們並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在此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產生巨大影響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就這樣確定下來了。毛澤東不同意叫“主義”，而接受“思想”的說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不敢和他們並列，再說那時他認為自己的思想作為一種“體系”還沒有成熟。但把自己當作馬列的學生這種心理，他后來一直沒有改變，即使“文革”當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為“頂峰”的時候，他也從來不在思想理論上同馬克思和列寧並列。
新中國成立前，一些人還是習慣用“主義”的說法。凡是經歷過“五四”的人，大多數人會覺得，提“主義”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時期動不動就說某種“主義”的事太尋常了。或許是覺得“毛澤東思想”不如“毛澤東主義”氣派和響亮，或許是覺得“毛澤東思想”還不足以顯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上的理論貢獻，1948年8月13日，華北大學校長、革命老人吳玉章給周恩來發了一封電報，說自己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並說“這樣說是否妥當，請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賜以指示”。
第三天，毛澤東徑直寫信給吳玉章，再次明確地表示：
“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裡說的‘中國革命經驗’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麼‘馬恩列斯毛’，這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
在十分謹慎的自我審視中，毛澤東迎來了一個新生的國家。從20世紀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諸項事業，蒸蒸日上，黨心，民心，奮發順暢。毛澤東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時候。這個“最”，當然不同於后來的盲目崇拜，而是有著科學的態度在裡面的。這個科學的態度，首先是來自毛澤東本人對待“毛澤東的思想”的宣傳的科學態度。
新中國成立初，各個領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導性的文件法規，在其大原則處，免不了要提到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此外，一些專門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對此，毛澤東曾反復表態。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把該報准備發表的國慶社論的提綱草稿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把草稿裡“這証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敵力量”一句中的“毛澤東思想”幾個字刪去﹔又把草稿中“毛澤東思想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一句，改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使中國人民充滿著無限勝利的信心”。隨后，還在草稿上給鄧拓寫了一個批示：“此件已閱，可照這樣寫。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並提，並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53年4月初，政務院副總理兼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國政治法律學會的有關情況，寫了封信給彭真。毛澤東看到了這封信，特別對彭真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應將這些字刪去。”
這年5月，中央軍委軍訓部部長蕭克，把報送中央軍委例會通過的有關軍隊的幾個條令草案，送給毛澤東，同時還附了一個報告。毛澤東看后，批示說：“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
1954年3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給毛澤東送上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毛澤東特意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總則草案》第二條開頭一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同月，當時擔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劉伯承，寫了個關於呈請批准畢業証件的報告，報告后面,還附了一個對畢業証章制度的說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題字‘努力學習，保衛國防’是表示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努力學習蘇聯先進軍事科學，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毛澤東看后批示：“‘在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努力學習……’，應改為‘在毛澤東同志的號召下努力學習……’。”
如此這般，一再審改，還真是不勝其煩。干脆，發一個標准文件。
於是，1954年12月，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一個怎樣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問題，今后可用口頭答復如下：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作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
這個通知稿報送毛澤東審定的時候，他又特別加寫了一句話，說：“在寫文章作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這個通知下發以后，有的省委對毛澤東加寫的這句話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發來電報詢問，說“毛澤東同志”幾個字是不是“毛澤東思想”之誤。中宣部又專門復電解釋，說並沒有印錯，“意思即是說，在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一般觀點或意見的時候，可用‘毛澤東著作’的字樣去代替‘毛澤東思想’的字樣”。
這樣，從延安整風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對待黨內宣傳他的思想，，便經歷了這樣3個轉變：“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這是越來越謙虛。
清醒而科學地對待自己的權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學地從事中國的建設。反過來，清醒而科學地從事中國的建設，也就會清醒而科學地審視自己的思想。
精彩推薦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型專題：力量的源泉——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