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2016年07月01日08:06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在火車上同部分省、市第一書記談話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后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大躍進”及其以后：經濟工作“不懂”，“這一輩子搞不了了”
怎樣搞經濟工作，對毛澤東來說，是個新課題。這方面，他一開始就不像在軍事上那樣特別自信。
新中國成立后，他就注意經濟方面的學習，力求掌握經濟規律，但也有些失誤，做過自我批評。1953年8月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澤東說過一番話，大概是他在經濟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評。當時對財經工作批評得很厲害，毛澤東講：“我說我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接著講了自己應負的幾方面責任，諸如抓得少，抓得遲，關於統收統支，關於預算等，自己都有責任。其中還說：“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鑽進去，要亡羊補牢。”
此后，他盡管還是花主要精力搞社會主義革命，但為了指導經濟建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他仍然做了大量調查，寫出《論十大關系》那樣的著作。這部著作主要是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大政方針的論述，和一線的具體經濟運作還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來他沖到一線，搞“大躍進”，直接指揮，並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規模經濟運作。
由於急躁冒進，搞得國民經濟很不協調，得不償失。捅了亂子，就有一個怎樣認識的問題。這樣，毛澤東又一次面臨對自己搞經濟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領導層，對“大躍進”，毛澤東是推動最得力的人，也是較早意識到“大躍進”有問題的人。時間大致在1958年10月底。他於11月初親赴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提出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
他的反思，也常常結合對自己的檢討。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會議的頭一天晚上，毛澤東把田家英和吳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間深談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壓縮空氣”“潑點冷水”。
當時，毛澤東心裡不大痛快，感觸很深。事情是由這天下午他同各大協作區組長（相當於新中國成立初各中央局書記，也稱大區書記）的談話引起的。他本來想同他們商量壓縮1959年的生產指標，比如說把鋼產量從3000萬噸降到1800萬噸，結果是各路“諸侯”反過來說服他保持此前在8月北戴河會議上定的高指標。毛澤東對田家英和吳冷西說：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依據。毛澤東還說，中央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怎麼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願當機會主義者。
還有一件事也讓毛澤東擔心。此前，《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說用三四年或五六年就行了。這個社論本來是根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的精神寫的。在北戴河會議的決議裡，談到過渡時間，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后面還有半句話：“或者更長一些時間。”談話中，毛澤東告訴田家英和吳冷西：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潑點冷水，但是要注意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
說到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毛澤東顯得很激動：反正我不准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
此后，經過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央又決定7月間召開廬山會議。
可以說，在這期間，毛澤東內心世界有這樣3條路交叉前行著：一是下決心糾正“大躍進”中高指標的偏差，但在一些領導干部中，要立刻轉過彎來一時也不容易，這使他有為難的地方。一是雖然想糾偏，但他不願意從根本上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這“三面紅旗”，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認為這場運動畢竟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創造熱情，這是他一生特別看重的“民氣”，因此他反復提醒，既要“潑冷水”，又要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事實上這是一個兩難之境。再一條路就是“大躍進”畢竟是毛澤東本人積極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准備承擔責任，並在反思中意識到自己搞經濟工作還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樣順手。
胡喬木生前為了寫《回憶毛澤東》一書，曾向參加撰寫的人員披露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這樣一個心態：
在廬山會議開會前， 毛澤東曾開過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他不能搞經濟工作，他不懂。他認為他“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雲搞得好。這些話在廬山會議前期也講過：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經濟工作還是要陳雲出來。后來廬山會議的氣氛完全反過來了。
1959年7月初上廬山后，毛澤東的心情還是很舒暢的。前半截的會議，被說成是“神仙會”，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也不忌諱在人面前談他的失誤。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談話時，說：提倡敢想敢干，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裡﹔現在還有肝火……自己就是個對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時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大躍進”的失誤，對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覺影響不小。如果說，在廬山會議后期，他的許多自責的話，由於是針對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不免有些賭氣的意思在內，那麼，在處理了這種被他認為是錯誤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就是很深刻和真誠的了。
廬山會議一個月后，毛澤東回到北京，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再次說道：我也是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喜歡自己，馬克思各門學科沒有學好，外國文沒學通，經濟工作剛開始學，但我決心學，不死不休，對於這些我也要趕起，要進取，那時見馬克思時我的心情會舒暢些。
這裡雖然說了經濟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澤東真正要說的，或者說引起他發這一大通感慨之語的，無疑是“大躍進”的經濟失誤問題，是自己在經濟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問題。
說完這番話后3個月，他便帶著一個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用他在杭州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中的話來說，是要“下決心搞通經濟學這門學問”。
但是，由於反對所謂“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經濟工作方面的“左”傾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澤東繼續做自我批評。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十年總結》的報告時，便說道：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萬噸鋼，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萬噸鋼，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1650萬噸鋼……如此等類。
糾“左”的高潮，當然要算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對幾年來經濟工作中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講完還提出讓與會者把他的自我批評傳達到下面去。然而，由於他的特殊地位，許多地方並沒有傳達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30日這天講了一大通話，還說到一些地方沒有傳達他的自我批評的事情：“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不只是中國在探索，也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關注的事情。這樣，接見外賓時就免不了要談到中國的經濟建設情況，在“大躍進”失誤以后，毛澤東同外賓談話，也是常常說我們在這方面缺乏經驗。
中國缺乏經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決策作用的毛澤東缺乏經驗，並懂得很少：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我勸同志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的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事實上，在“大躍進”以后，毛澤東再也沒有過多地插手經濟工作了。正像他說的那樣：“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
精彩推薦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大型專題：力量的源泉——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
| 上一頁 | 下一頁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