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城
2016年07月25日14:53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南京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的第二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時，解放軍第八兵團三十五軍軍部門口，哨兵們攔住了一個旗袍素裝的中年婦女，她說馬上要見到何克希政委。帶哨的排長搞不清這位指名要見軍政委的婦女為何等人物，隻得速去通報。
不長的時間，軍政委何克希小跑著趕過來，老遠就驚喜地呼喊著：“修良，修良同志，我們終於勝利了！”“是呀，我們終於勝利了！”
深入虎穴
春雨瀟瀟的1946年3月，時為中共華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長的陳修良，被任命為中共南京市委書記。
中央的任命由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進行傳達。譚在江蘇淮安的一處農舍裡約見陳修良。面對當時國民黨蓄意破壞政協協議、全國內戰一觸即發的極為嚴重的局面，譚震林談話的重點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穩腳跟、保障安全，然后開展有效斗爭這一問題上，並直言不諱地講到了這方面的巨大困難。
作為華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長，陳修良何嘗不明了南京的敵方情況！那是名副其實的虎穴之地！地下黨掌握的情況表明，國民黨當局對“國都”的特務統治，到了空前絕后無以復加的程度。全市的96萬余人口當中，國民黨的黨、政、軍、憲、特的機關人員就佔了11萬多，其中專職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條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個化了裝的軍警特務。正是在這樣一座用刺刀圍箍而成的白色都市裡，從1927年蔣介石“清黨”以來，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組織連續8次遭到敵人的毀滅性破壞，先后有8名市委書記獻出了生命！在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時間裡，全市找不出一兩名地下黨員。到目前為止，整個南京雖然有220名分布在各個方面的黨員，但在這樣一座到處是眈眈之眼的虎穴裡，作為一名市委書記，任何一個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導致一場個人以及整個組織的滅頂之災。
虎口拔牙
如果說光是隱蔽身份而不活動、不展開諜工斗爭，這樣的虎穴生涯就毫無意義。陳修良當然不是這樣，她時刻牢記自己的使命，與地下黨的各個方面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指揮市委各部門見縫插針地與敵人展開戰斗。一架由220多個“螺釘零件”組成的特殊機器，在她的運籌下緊張地運轉著。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戰斗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地獲取敵方的軍事情報，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投向人民。為此，市委設有情報、策反兩個專門委員會，前者由盧伯明負責，后者以陳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為首。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修良從中共諸暨縣委的舊名冊上，看到了“組織部長汪維恆”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禍得福而調任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也叫汪維恆，這兩個名字是不是同一個人？她將這件事告訴沙文威，要沙核實清楚。不幾天，沙文威回告說﹔這兩個名字同是一個人，他就是1929年“諸暨暴動”失敗后，奉命自找出路的縣委組織部長汪維恆。汪后來混進了國民黨軍隊，而且當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團軍的軍需處長，最近又陰差陽錯升遷為副署長。他與我黨失去聯系已經12年了。更為湊巧的是，當年曾是寧波市學聯主席的沙文威，與汪維恆有一面之識。陳修良聽后大為振奮，指示沙文威親自與汪會面，爭取重新接上關系。沙文威得知汪維恆經常到下關的一家餐館就餐，便和他在那兒“巧遇”上了。兩人密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沙文威婉轉地問起“汪先生還願不願為‘家裡’做些事”時，汪動情地回道：“願意，怎麼不願意？”
汪維恆的抽屜裡、櫃子裡，到處有我黨我軍急需的各種絕密情報。他向我黨提供的第一份情報材料，是國民黨軍各師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實際兵員、武器配備的綜合表冊。當這份厚厚的絕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轉送到延安，放在毛澤東、朱德的案頭上時，兩人看后同聲叫好，隨即指示李克農發電報嘉獎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維恆將國民黨軍隊的調動情況及其兵員數目、司令部駐地、軍需集中地等大量情報，陸續抄好后交給沙文威，由沙轉往中共上海局地下電台，發報給延安中央軍委和社會部。汪維恆提供的情報屬於國民黨的最高軍事機密，十分准確，與后來戰場上的情況完全相同。在國防部與參謀部的一次聯席會議上，顧祝同大惑不解地問陳誠：“怎麼搞的？延安掌握我軍的番號人數，為何比我們還要翔實？”
作為地下市委的書記，陳修良特別重視策反委員會的工作，過問每項事情的進展。不過，行動干將還是沙文威。從1948年8月下旬開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義的國民黨軍政人員身上。陳修良頻頻與沙文威接頭，拿著花名冊篩選策反對象。
首先把策反目標選定在國民黨南京空軍轟炸大隊飛行員俞渤身上的，是年輕的地下黨員林誠。他的公開身份是空軍第四醫院的航空醫官，其職責是為南京大校機場提供醫療服務。中尉醫官為人爽朗熱忱，機場的飛行員們愛和他在一起。林誠帶著觀察對方內心世界的眼光與這些“空中驕子”相處，在頻繁而又真誠的接觸中打通了上尉飛行員俞渤的思想。俞渤對蔣介石不顧國計民生大打內戰的政策感到厭惡，亦對國民黨污濁腐敗的政治風氣灰心喪氣。尤其人民解放軍攻佔錦州之后他認定國民黨敗局已定，不可逆轉，痛心於以B24這樣先進的空中打擊武器殘殺中國人。他在與林誠的多次交談中表示願意飛到“那邊”去。林誠根據他的心態，進行了循序漸進的爭取，讓他下定了起義的決心，還把機組的4個伙伴爭取過來了。不過，他向林誠提出要求，能夠在駕機起義前加入中國共產黨。林誠不禁犯難了，把問題反映到沙文威那裡。沙不能決斷，報告到市委。陳修良稍經思考，說道：“人家同意起義，就是已經用實際行動証明經受了考驗，有什麼不能入黨的？”市委書記的一番話，讓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陳修良又對沙文威指示說：“國民黨空軍駕機起義迄今沒有過，這架轟炸機起義的政治價值，抵得上一兩個師！一定要保証它的成功！”“大膽中不忘謹慎，周密中不乏靈活。”這是陳修良的指示。
俞渤等人的起義計劃得到市委批准后，於1948年12月16日晚9時，與已是中共黨員的同機組郝桂橋、周作舟等4人，從南京大校機場駕駛著當時最為先進的B24-514號轟炸機，繞到總統府的上空，一連投下3顆巨型炸彈，然后向北疾飛。當晚11時，飛機在石家庄我軍機場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羅青長，按中央軍委指令趕到石家庄，慰問第一批駕機起義的俞渤等5人。羅在交談中告訴俞渤他們：由於夜間難以判斷，加上坐標誤差，3顆巨型炸彈落在了南京的燕子磯，雖然沒有炸中總統府，但把蔣介石、何應欽等人嚇得不輕，蔣為此氣得當場吐血，下令撤換了機場司令。
上午8時整，南京市委的地下電台收到了中央軍委的嘉獎電，中央對首次策動國民黨空軍起義取得成功，表示祝賀。
陳修良沒有為這次成功感到滿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紅色諜工，將下一步的策反目標，選在了國民黨海軍最為先進的軍艦———巡洋艦重慶號上。
把國民黨海軍中影響力最大的“重慶號”爭取過來，不單是南京市委想到了的事，中共南方局、上海局大場區委等，也都不約而同地打上了“重慶號”的主意。差不多與此同時，有我黨6個方面的地下組織，像尖刀一樣插上了該艦。作為其中的第二大策反力量的南京市委，掌握著以蔣樹德、王繼挺為首的“起義秘密小組”，這個小組已經聯絡好贊成起義的官兵21人。
最早敏銳發現並立即緊緊掌握蔣樹德、王繼挺這條線索的，是陳修良。遼東戰役結束后，“重慶號”艦上的蔣樹德、王繼挺等人，時常私下商議起義投向人民一邊。蔣樹德從他的朋友、已被“伏波號”艦開除軍籍的少尉軍官王淇那裡得知，他有個兄弟很可能是共產黨。蔣便拜托他找一下這個兄弟。王淇在與兄弟見了面后，吐露了蔣樹德等人的有關情況。這個果然是地下黨員的王兄弟，便向陳修良作了匯報。陳修良立即敏銳地意識到內中的重要性，要他抓住王淇這條線索不可放鬆。之后，陳修良兩次秘密約見了王淇，進一步堅定了他的起義決心。在這種情狀下，陳修良叫來沙文威與王淇見面，將其移交給“策委”。王淇受命后即去上海活動，與蔣樹德、王繼挺接上了頭，“重慶號”上的“起義秘密小組”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1949年2月25日，這個小組與中共上海局策動的起義力量“士兵解放委員會”聯合行動，扣押了艦上的反動軍官，把艦長鄧兆祥爭取過來。原來就有起義思想基礎的鄧兆祥，指揮軍艦改變航向，擺脫青島美軍海軍基地的控制。軍艦經過9天的艱險航行，於3月4日抵達葫蘆島，受到在此等待的中共東北局代表伍修權和遼西軍區副司令員朱軍，以及數千軍民的熱烈歡迎。
同年3月14日，國民黨空軍對停泊在葫蘆島海面的“重慶號”進行輪番轟炸。鄧兆祥與“秘密小組”、“七委會”經過商議，決定撤出人員后放水沉艦。
國民黨最大的軍艦沉沒了，但中共諜工們法力無邊的策反活動，使得國民黨的軍政要員每每想起便心驚肉跳。他們決然沒有想到，南京華德電料行那個沉靜寡言、隻愛搓麻將的“張太太”就是這些紅色諜工們的幕后指揮者。
當“重慶號”巡洋艦鳴著汽笛駛向解放區以后不久，陳修良和沙文威等，又把“鐵鉗”伸向蔣介石的又一顆“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衛師師長王晏清。
選定王晏清這樣在軍界很有影響力的中將師長為策反對象，無疑是石破天驚的大膽舉動，這是地下黨員、《大剛報》記者陸平(又名李益之)鎖定的目標。陸平向“策委”匯報說：他有個湖南同鄉鄧昊明先生，是王晏清的母舅。鄧昊明系農工民主黨的重要成員，年輕時參加過五四運動，一貫同情、支持我黨。他的大兒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兒也是思想進步的青年教師，與陸平是初中同學。因為這層關系，陸平隨她多次去過王晏清家。陸平談到：經過他們觀察了解，王晏清為人豪爽，胸懷正義，對國民黨的政治腐敗甚為不滿，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形勢下，隻要攻心得當，策動這支御林軍的倒戈不是沒有可能的。
根據陸平的匯報，陳修良與劉峰、沙文威等人，對王晏清的情況作過3次認真研究，最后統一了思想。認為策反王晏清雖然存在著很大風險，但成功后的影響是重大的，這個險值得一冒，決定由陸平先動員鄧昊明先生出面試，然后視情況再定。陸平做通鄧昊明的思想后，由鄧帶著他，以湖南同鄉的名義經常出入王晏清家，漸漸地與王妻李君素熟悉了。兩個月后，王晏清已經意識到陸平是共產黨派來“統戰”自己的，這時候國民黨已經在淮海、平津戰場上慘敗的時局，讓這個御林軍頭領不得不對起義之事有所考慮。而他始終無法下定決心，認為蔣介石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陳修良在了解到這種情況后，對沙文威指示，加緊對王晏清進行針對性的攻心戰術，及時地把鄧昊明搬了出來。
得到市委具體指示的陸平，立即付諸行動。在一次家宴上，鄧老先生對外甥幾乎是泣血陳詞：“……忠於某一個人，只是個人小事，有利於國家和民族，才是大節大忠。像蔣介石這樣禍國殃民的反動首腦，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這一番忠告，對推動王晏清下定起義的決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晏清提出要與我地下黨“相當負責”的人士晤面一次。陳修良接到沙文威的報告，指定由沙以“策委書記”身份隻身前去，見了王晏清后將若干情況落實好。在非常穩妥、安全的基礎上，陳修良親自出面，與王晏清進行了一次懇談。警衛師師長在見到陳修良的最初幾分鐘，望著這個文弱沉靜、渾身上下並無一點張揚的中年婦女，心裡摸不透對方為何等人物，隻知道其職務比沙文威“還更負責”。當陳修良與之談了十幾分鐘后，王晏清才於心中認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黨的最高領導者。陳修良與王晏清的晤面，對首都警衛師師長的倒戈起義，起到了最后下定決心的作用。
陳修良趕緊派人溝通了與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司令部的聯系，報告王晏清師准備起義的情況，陳毅司令員作了具體的指示。陳修良指示陸平與另派去的地下黨員白沙，協助王晏清制定了起義計劃。1949年4月中旬，王晏清在極其困難的情形下，指揮警衛師其中的兩個團舉義過江(另一個團正在南京執勤，來不及調動)。這支起義部隊雖然遭到了國民黨軍的追擊，損失嚴重，在軍事上作用不那麼大，但對瓦解國民黨的軍心、震懾南京的反動軍政頭目，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眼看著自己的又一顆“虎牙”被共產黨生生地拔掉，蔣介石、顧祝同等人痛徹肺腑，嚴令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從速摧垮共黨的地下市委！”張耀明曾無可奈何地對部下嘆道：“南京的共產黨地下市委這麼厲害，連首都的御林軍都弄走，豈是這麼容易能夠摧垮的？他們藏得像地殼虫一樣，叫我們哪兒去找？”
虎門洞開
淮海、平津兩大戰役勝利以后，攻取“國都”南京和全國解放，已經是為期不遠的事了。陳修良與劉峰等人分析到：南京關押著大批的“政治犯”，國民黨在其反動政權崩潰之際，勢必對這些人進行屠殺。因此，搶在敵人動手之前，營救被敵人關押的黨內同志，已成為中共南京市委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轄的學生運動委員會成員沙軼因，其姐夫楊兆龍是國民黨司法部的一個司長，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過他救出一批同志？陳修良突然產生了這個想法。她很快地約見了沙軼因，談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軼因迅速地說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楊兆龍發起“攻勢”。
面對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勢將已去的慘局，楊兆龍不能不有所考慮，初步答應疏通有關人員和部門，保釋一批由“對方”開具名單的“政治犯”。
就在這時候，出任國民黨代總統的李宗仁鑒於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一職空缺，簽署命令，任命楊兆龍行代理職權。
陳修良得訊，立即以電話召來沙軼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對楊兆龍的攻心力度，讓他出面利用當前的有利時局敦促李宗仁釋放全國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強有力的“攻勢”面前，楊兆龍終於拋棄顧慮，要求與中共南京地下黨的“主要負責者”面談一次，視共產黨方面的“承諾”情況再定。
陳修良派出中共市委副書記劉峰，由“策委”成員白河陪同與楊兆龍晤面。二人通過向楊兆龍一整夜的曉以大義，終於使他下定了棄暗投明的決心。楊經過一番精心安排，赴廣州面見了李宗仁。他以“取信於民，有利和談”為前提，積極勸李釋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聽話聽音，也意識到蔣介石欠下共產黨的債，自己沒有必要替他死背著，不如賣個順水人情，共產黨也會領情的，於是答復說可以考慮，視方案再定。
情況反饋到陳修良那裡，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緊動作，爭取得到李宗仁簽署“釋犯”的命令。楊兆龍再次來到廣州，先運動好孫科等相關人士，有理有節地直逼李宗仁。這位代總統鑒於種種復雜的因素，於1949年4月5日簽發了在全國釋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為這一命令的執行者楊兆龍，立即積極有序地展開工作。隨著最高檢察署“釋犯”的執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關押在南京幾處監獄的大批“政治犯”，陸續走出監獄的鐵門，這裡面有為數眾多的我黨干部，許多同志迅速地與黨組織接上了聯系。待到4月20日，國民黨決計放棄南京，准備來一次“清獄”時，南京的監獄已是十室九空了。
楊兆龍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導和輔助下，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國后，這位原國民黨最高檢察署代理檢察長，在東吳大學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協的常務委員。
自1949年2月起，常在華德電料行與人打麻將的“張太太”，心中思考著這樣的問題：如何組織民眾，特別是南京的國民黨警察系統，裡應外合，配合解放軍直搗國民黨的巢穴？為此，陳修良多次召開市委的緊急會議，聽取眾人的意見，制定切實措施。
根據斗爭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設了“警察運動委員會”，調集精干力量充實其中。南京國民黨的警察有一大部分來自重慶、貴陽、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畢業生，生活待遇低，普遍對現實不滿，多數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陳修良從這一實際情況出發，要求“警運委”抓住一切機會，派人打入到各個警察分局，展開組織警員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
國民黨南京警察廳下轄13個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警運委”的切實努力下，各個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黨的活動人員。黨員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爭取了市東區警察局副局長周春萱，通過他掌握了一批願意棄暗投明的警察。地下黨員楊輝等人，把漢中門、大勝關、水西門等9個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讓他們維護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自來水廠、西門外大橋等機關和設施的安全。在下關區，地下黨員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實權人物爭取過來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並與下關碼頭、發電廠的地下黨小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護發電廠、火車站、輪渡碼頭、棧橋等設施的計劃。
與此同時，陳修良布置市委鋪開了組織群眾維護治安、保護工廠、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地下黨組織卓有成效的組織下，許多工廠、學校、民眾團體，都成立了應變委員會或維持委員會，建立起了糾察隊、巡邏隊，日夜護衛公共設施和廠房設備。連國民黨的一些大機關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應變委員會”。陳修良在聽匯報時了解到，總統府的一個留守人員掌管著府內的所有鑰匙，她當即布置這個地下黨小組，派人去做這個留守人員的工作，保護好總統府內的檔案文書庫房。
隨著解放軍渡江日期的臨近，陳修良在市委會議上多次具體布置船隻的事宜，明確分工，責任到人。自從國民黨當局3月下旬宣布對長江“封江”以來，南京長江江面上的大小船隻，全被嚴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動力，有的被趕入內河，解放軍在江北很難找到船隻。4月23日上午，中共市委的秘密電台接到由上海局電台傳來的解放軍第三十五軍的電報，稱該軍可在下午6時趕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備好過江的船隻。陳修良閱了電報，立即派人通知到相關的地下黨組織。當天下午4時起，下關電廠、下關機務段輪渡所的地下黨組織，帶領工人將“京電號”、“凌平號”運輸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還有下關輪渡公司的十幾艘大小機動船，開到浦口碼頭等候，解放軍的人馬一到就載著過江。至第二天凌晨3時，解放軍第三十五軍的1.5萬人，全部過了江，勝利地開入城內。
就在解放軍進入南京城的前一天，國民黨軍工兵營在下關火車站炸毀了部分設施后，又趕到老江口火車站，欲要炸毀輪渡舟橋。這座舟橋是連接市內南北交通的咽喉，棧橋的工人們竭力阻止，但他們手中沒有武器，情況萬分危急。這時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黨員潘逸舟帶著機槍手登上守望樓，向工兵營的敵軍掃射。分工負責保護棧橋的地下黨員林大宗，也帶著起義的警察趕來火力援助。奉命以炸橋為主、所攜武器不多的國民黨工兵營隻得狼狽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說，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這座古都屬於“和平解放”———並沒有經過什麼戰斗，解放軍第三十五軍能順利地進城，可以說，虎穴的大門是洞開著的。而打開這座虎門的，正是以地下市委為核心的黨組織及數百名地下黨員。對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隊進入南京的解放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也贊同南京“虎門洞開，和平解放”之說。
4月27日，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率機關進駐南京。中共中央電令重新組建中共南京市委，劉伯承為市委書記，宋任窮為副書記，陳修良任常委、組織部長，張際春任常委、宣傳部長。至此，以陳修良為書記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圓滿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陳修良也結束了她的虎穴生涯，開始了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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