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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傳珠:從山溝裡走出的開國上將

陳安

2016年07月27日08:2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贛南山區,是一片神奇的紅土地,山巒重疊、丘陵起伏,溪水密布、河流縱橫。這裡的人民,飽受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在黨的領導下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最終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歷經革命的洗禮和考驗,從這裡走出了134位開國將軍。賴傳珠就是從贛南山溝裡走出的一位開國上將。他38年戎馬生涯起航於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贛南蘇區。中央蘇區時期,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受了鍛煉和考驗,樹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為蘇區和紅軍部隊建設做了大量工作。正是歷經了蘇區血與火的錘煉,賴傳珠從有志於革命的青年學生逐漸成長為出色的紅軍政治工作者。

賴傳珠,1910年4月3日出生於江西贛縣大埠鄉賴村的一戶農民家庭。賴村,是贛南山區一座很普通的村庄,坐落在風景秀麗的桃江河畔,離墟場僅一裡地。其父苦於祖輩沒文化,給他取號“鵬英”,期望他“大鵬展翅高飛,留下一世英名”。小學畢業后,1924年秋,賴傳珠以優異成績考入贛州的贛南中學,並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書刊,接受了革命教育,積極參加學生組織的進步活動。五卅運動爆發后,賴傳珠熱血沸騰,與學界積極分子一道,日夜奔走於工廠、學校、商店,發動各界募捐籌款,參加示威游行,聲援上海工人罷工。他還利用學校放假的時間,參加農民運動,向廣大農民進行推翻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宣傳,宣傳農民要自己起來武裝自己、保衛自己,動員父親組織捐款購槍,組織農民自衛軍,幫助建立農民協會,領導農民抗租抗息。

1926年9月,北伐軍攻克贛州。此時,贛南各縣“黨的組織都有很大發展,工人和農民革命運動,更是蓬蓬勃勃,一日千裡”,革命形勢高漲。賴傳珠積極投身工農革命活動,加入青年干社,幫助總工會進行組織宣傳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3月,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遭槍殺后,賴傳珠與贛州群眾一起參加游行示威活動,譴責國民黨右派的罪惡行徑。4月,他不畏白色恐怖,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1960年,賴傳珠回憶了當時入黨的情景:

由於我對土豪劣紳是痛恨的,對舊社會是不滿的,對國民黨是失望的,尤其是1927年1月陳贊賢慘案發生后,更清楚地看到,國民黨已為反革命分子所把持,變為欺騙和壓迫人民的工具,因此退出國民黨的組織,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打抱不平的、為窮人謀解放的。

由於國民黨發動“清黨”,國民黨軍錢大鈞部襲擊贛州,大肆捕捉、通緝共產黨人,賴傳珠被迫離校出走,轉移到江西吉安萬安縣。賴傳珠后來回憶當時的形勢時說:

1927年4月14(農歷)日,這一天錢大鈞的二十師,經過南康分兩路襲擊贛州,實行清黨運動,縣黨部改組,情況變壞了,形勢越來越緊張。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都轉為秘密的進行。我們不能站腳了,我和黃世秦、朱如紅、謝家禧、李燦椿(還有幾個同志記不清楚了)等都離開了贛州,組織旅萬安支部。

南昌起義爆發后,賴傳珠秘密返回贛南山區做地下工作。1927年8月底,受中共贛南特委指示,賴傳珠等回到家鄉贛縣,組織秘密工會,發展黨的組織,准備發動武裝起義。由於過去工作的基礎,大埠的群眾很快就發動起來了。參加秘密農會的人越來越多,各鄉的赤衛隊發展到近千人。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韓村、白石、下坑、裡南坑等地均成立了黨支部,賴傳珠任白石黨支部書記。

1928年2月17日,在中共贛南特委會上,賴傳珠匯報了武裝暴動的准備情況。會議認為武裝暴動的時機已經成熟,成立了贛縣南區工農革命委員會。會議結束后的當天晚上,賴傳珠等就回到大埠,傳達會議精神,要大家准備第二天暴動,“以聽大埠圩兩聲炮響為信號,各村便立即向本村的土豪劣紳、地主老財進攻”。同時,在中共贛南特委的主持下,革命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各委員進行了分工,有的負責指揮打仗,有的負責分浮財,深入發動群眾,並且研究了敵人的情況和我們的對策,連夜趕寫好布告,集合起隊伍。

2月18日,當大埠出現第一縷陽光時,大埠圩的后山上,轟隆一聲炮響,震得山搖地動,峽谷間久久地回蕩著余音。隔不多久,又是一炮。山頭上立即出現了一個赤衛隊員,揮動著紅旗,高聲宣告:“同志們,起義了,打倒土豪劣紳呀……”頓時,就聽到遠近的村庄,一齊響起了槍聲。

此時,賴傳珠站在后山上,察看各處暴動情況。賴村的戰斗很是激烈,暴動的農民拿出梭標、鳥銃,向著地主寨子奮勇進攻,土炮的硝煙彌漫空中。不久,陸續就有各村的同志到指揮部來報捷,隻有韓村、賴村和一個姓彭的反動地主這三個地方,一時相持不下。賴傳珠、朱如紅等增調了一部分隊伍前去增援,一個多小時后終於攻下了這些最頑固的堡壘。大埠農民武裝暴動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到處都插上了紅旗。當天下午,各村都召開了群眾大會,向廣大群眾宣傳了暴動的意義。同時,把地主的糧倉打開,讓農民去挑;把浮財拉到坪上,分給貧苦農民。群眾情緒空前高漲,許多人當場要求參加農民協會。

贛縣大埠農民武裝暴動是贛南范圍較大的一次暴動,遭到國民黨贛南當局的重兵鎮壓。賴傳珠后來這樣回憶當時的情形:

暴動三天以后,敵人分二路向大埠進攻,一路經下坑,一路經崆峒山,結果這二路都被我們打垮了,下坑這路打死了靖衛團總,他騎的馬被繳來了,帶的手表也被我哥哥繳來了,並繳來十多條槍,敵人大敗,敵人的第一次進攻被打垮了。第二次進攻時敵人尚未到大埠,被我們一個反攻就趕跑了。朱如紅率領暴動隊伍將敵人一直追到下汶灘以后地區,離贛州很近,贛州城內敵人嚇得連城門都關了。這時我與黃世秦、彭學禮、謝家禧等到贛南特委開會去了,住在賴霸天的家裡。會后回大埠時途經於都步前崗,剛好於都暴動了,我們又參加了於都暴動。於都暴動隊伍包圍於都城,三天三夜沒有打開於都城,適逢天下雨,農民有些疲倦,在敵人反攻下於都暴動失敗了。以后我又回到大埠恢復暴動,堅持了一個月。

暴動受挫后,暴動隊員及其家屬900多人慘遭國民黨殺害。賴傳珠家產被掠劫一空,房屋被燒,父親賴家芳被土豪劣紳殺害,母親、叔伯相繼被捕,遭受酷刑致死,二叔和大堂兄先后在對敵斗爭中犧牲, 二堂兄死於監獄。賴傳珠全家為革命而罹難,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和巨大犧牲。

1928年3月22日,賴傳珠、陳鐵生、盧某等三人離開大埠潛入贛州城,尋找中共贛南特委。此時,賴傳珠等人尚不知道中共贛南特委機關和縣委機關已遭國民黨軍破壞,特委書記曾延生等十余人被捕入獄。

在南大街一個大旅館門前,賴傳珠向老板打聽有沒有房間。老板打量了一下賴傳珠,便問道:“你是哪裡人?”賴傳珠說:“商圩人。”老板高興地說:“怪不得,我聽得口音就像嘛!我也是商圩,你父親叫什麼?”正當賴傳珠沒法回答時,樓上一個茶房模樣的人跑下來說:“這裡一夜查幾遍。你們自己明白,快走吧!”這時,樓上就有個粗嗓子朝下嚷到:“這幾個准是赤色分子,快抓起來。”賴傳珠他們一聽,轉身就走,拐了好幾個彎,才到盧某姑母家裡。盧某的姑母說:“你父親在這裡抓走沒幾天,你們這一來,不是自投羅網嗎?”盧某說:“沒辦法,找不到住的。夜裡在街上走,更危險。”這一夜,賴傳珠他們三人,誰也沒有睡著。

第二天一早,賴傳珠穿上一件商人的衣服,就到西大街找中共贛南特委。剛一進門,就有一個正在掃地的人,朝賴傳珠急急擺手:“趕快走,昨天槍斃的!”賴傳珠一句話也沒說,拔腿就跑。出了贛州城,雖說脫了危險,但他們心頭仍是十分沉重,惘然若失。這時,賴傳珠與謝家禧商量,決定上井岡山找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

3月底,賴傳珠、謝家禧等人歷盡艱苦,終於在湖南桂東找到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見到了毛澤東。賴傳珠顧不上長途跋涉的疲勞與飢餓,立即向毛澤東匯報了大埠暴動的經過,並表示要參加工農革命軍。得知賴傳珠參加了大埠農民武裝暴動和他家人被害的經過后,毛澤東說:“革命的火種是不會被消滅的。”1928年4月,賴傳珠被任命為特務連黨代表,負責毛澤東和師部的保衛工作。

不久,賴傳珠改任衛生隊黨代表。他十分重視對傷病員的思想教育工作,經常告訴他們前方打仗的勝利消息,表彰他們堅強不屈的精神﹔同時,解釋醫療隊的困難條件,爭取他們在醫療過程中的密切配合。由於井岡山斗爭的環境異常艱難,所以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井岡山的紅軍,沒有‘牛頭’不革命”。所謂“牛頭”,就是虱子。那時紅軍中幾乎沒有一個沒有虱子的。賴傳珠除經常教育衛生連的干部戰士注意做好衛生工作外,還經常到各連隊督促戰士勤晒衣被,搞好住地衛生。

4月,朱毛會師於寧岡礱市,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紅四軍成立后,賴傳珠先后任第十一師第三十一團黨代表、團黨部宣傳隊長、第二十八團第三營組織干事兼黨支部書記。賴傳珠隨紅四軍參加了四打永新和粉碎國民黨對井岡山第一至三次“會剿”戰斗。井岡山時期,賴傳珠模范地執行了紅軍紀律,並言傳身教地管理好部隊。

1929年1月14日,賴傳珠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的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根據地,踏上了轉戰贛南的艱難行程,2月9日到達瑞金大柏地。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條十余裡長的峽谷,山高林密,是打伏擊戰的好場所。

2月10日(舊歷年除夕)午后2時,在黃柏、壬田的國民黨軍進了紅四軍的伏擊圈。賴傳珠所在的第二十八團第三營和第三十一團的兩個營守候在山上西邊。激昂的號音一響,紅四軍官兵以猛虎下山之勢扑向敵人。連從不帶槍的毛澤東也拿起一根樹棍,與警衛戰士一起吶喊著沖上去,打倒了幾個敵兵。兩軍激戰近一晝夜,至11日下午,紅四軍殲滅尾追之敵大部,俘敵800多人。敵團長蕭致平、鐘桓也當了俘虜,但他們混在俘虜士兵中未被查出而釋放走了。大柏地戰斗改變了紅四軍下山以來屢戰屢敗、被動挨打的局面,挫敗了敵人的圍追堵截。陳毅稱之“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大柏地戰斗勝利后,賴傳珠隨紅四軍進佔寧都城,經黃陂、小布、龍岡,到達東固根據地,受到根據地人民熱烈歡迎。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獨立第四團在東固與紅四軍勝利會師。不久,紅四軍進行改編,第二十八團第一、二營為第一縱隊,第三十一團改為第三縱隊,抽第二十八團賴傳珠所在的第三營和軍部特務營、獨立營編為第二縱隊。賴傳珠任第二縱隊第四支隊第十二大隊黨代表。部隊改編后,經廣昌縣城向南折入瑞金壬田,東向福建,在長汀縣四都和長嶺寨消滅了盤踞閩西的土著軍閥混成旅郭鳳鳴部,郭鳳鳴被擊斃。

10月,紅四軍又出發進攻廣東,在虎頭山與國民黨軍進行激烈戰斗。激戰中,第二縱司令員劉安恭犧牲,賴傳珠左臂負傷。12月,賴傳珠隨紅四軍到福建上杭古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賴傳珠出席了這個在紅軍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會議。他后來回憶道:

果然,毛黨代表主持開會了。他首先講了這次會議的意義,指出:這次會議是為了徹底肅清紅四軍黨內存在著的各種不正確傾向,把紅四軍建成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他列舉了存在於紅四軍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不良傾向之后,鼓勵大家打消顧慮,充分發表意見。毛黨代表講話之后,便分組討論。我參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組織觀點的小組。

……

在我們分組討論時,毛黨代表不斷深入到各個小組,具體指導。他一面聽我們發言,一面還做記錄,並不時向我們提出一些問題:你們那裡有多少人有這種思想?這是什麼思想?這種思想應該怎樣糾正?……當時,我們的水平還很低,雖然知道這些思想不對,但卻不能提高到理論上來認識和分析。每當我們回答不出來的時候,毛黨代表便耐心地進行分析、解釋,啟發大家認識產生這些錯誤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提高大家的認識,指出克服的辦法。

在毛黨代表親自領導下,經過十多天的討論,大家不但對產生錯誤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且找到了糾正的方法。這次會議雖然才開了十多天,但是我卻感到就像進了一次學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他回到第十二大隊后,立即召開支部委員會傳達古田會議精神,針對第十二大隊的實際對照檢查。賴傳珠強調指出:“我們十二大隊多數官兵是由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雖然軍事基礎好,但舊軍隊的思想作風嚴重。軍事干部看輕政治工作,舊軍官的作風很濃,動不動就打人罰跪﹔士兵破壞群眾紀律的現象嚴重,有的搜俘虜兵腰包,也有的調戲民間婦女,舊軍隊的惡習氣依然存在。”支委們對本大隊的問題進行了揭發,也作了自我檢查,重點幫助了號稱“鐵匠”的打人干部。最后支部作出決定,重申不准打罵士兵,不許損害群眾利益等紀律。

1930年1月,羅榮桓調任第二縱隊政治委員,賴傳珠調任第四支隊政治委員。他們積極傳達和貫徹落實古田會議精神,並在吉安水南、值夏一帶隨紅軍主力參加消滅唐雲山旅的戰斗。然后,第二縱隊奉命向贛州、南康、信豐一帶前進,掃蕩沿途反動武裝,發動群眾打土豪、籌糧款,解決紅軍給養,為建立贛西南蘇區打下了基礎。

在進軍贛南途中,賴傳珠又繼續抓緊古田會議精神的貫徹。根據古田會議連隊建立黨組織的精神,第四支隊各連建立了黨支部,班建立了黨小組,同時成立了士兵委員會。賴傳珠帶領支隊黨委和各支部逐條檢查,糾正存在的問題,對有抵觸情緒的同志進行耐心說服和嚴肅批評,在部隊造成一種敢於批評和自我批評、勇於反對不良傾向的氣氛。賴傳珠不僅每月親自制訂支隊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的計劃,而且要求黨支部每月要制定相應計劃,向全體指戰員公布,定期檢查執行情況,寫出總結﹔還要求連隊無論是戰斗、工作和學習,都應經過支部討論,作出決議,然后召開黨小組會議,迅速傳達到每個戰士。為了加強政治教育,賴傳珠要求各支部必須堅持上黨課,講古田會議精神,講革命任務和前途,講時事政策,講群眾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頭。賴傳珠善於走群眾路線,充分發揮士兵委員會的作用,共同管理好部隊。

在縱隊政治委員羅榮桓的指導幫助下,賴傳珠把第四支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活躍。部隊民主作風得到發揚,官兵關系得到改善,指戰員思想統一,步調一致,面貌煥然一新,得到前委的重視和肯定。四五月間,紅四軍在尋烏、安遠一帶分兵發動群眾時,賴傳珠有機會直接向毛澤東請教和學習。他認真聽取毛澤東總結革命軍隊管理教育方法的經驗,並且身體力行,逐步使自己成為紅軍中一位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1930年11月上旬,賴傳珠所在部隊奉命進入預定地區,在第一次反“圍剿”的龍岡戰斗中擔任尖兵,他站在最前線進行英勇指揮。戰斗中,賴傳珠嘴部被彈片擊傷。1931年5月,賴傳珠調任第三十二團團長兼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觀音崖、九寸嶺、白沙、沙溪等地戰斗。在攻打廣昌時,賴傳珠背部負傷。8月,他調任第十二師參謀長,協助師長耿凱指揮所部參加第三次反“圍剿”,先后指揮了興國的蓮塘、良村,寧都的黃陂以及興國縣高興圩、老營盤等戰役。9月,賴傳珠調第十一師,先后擔任紅三十團和三十一團政治委員。1932年12月,調派瑞金紅軍大學學習,畢業后任紅五軍團第三十七團政治委員、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紅一軍團第五團政治委員。賴傳珠率領的第五團屢建戰功,榮獲了“模范紅五團”的光榮稱號。

由於“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中央紅軍在反“圍剿”中遭到嚴重損失,蘇區日益縮小,在蘇區內打破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的計劃已無法實現。1934年10月,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委員賴傳珠奉命率部隨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撤離中央蘇區,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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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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