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登雲 龍梅芝
2016年07月29日08:0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陳雲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圖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合影，后排左二為陳雲，左四為劉少奇。前排右四為毛澤東。
1935年1月，陳雲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的擴大會議。
圖為會議會場。
1935年秋，陳雲化名“廉臣”撰寫了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隨軍西行見聞錄》。圖為1936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的單行本及新中國成立前在國內流傳的單行本。
陳雲作為中共兩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歷史階段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長征過貴州即是其革命生涯中的精彩篇章之一。
一、支持遵義會議召開，為革命轉折協力合作
陳雲在回憶中坦承：“在瑞金時，我住在總工會。……當時聽說，共產國際講毛主席的路線是右傾。但是我覺得，毛主席講話很有把握，而博古他們講的是‘洋道理’。”如果說在江西中央蘇區時，陳雲對“左”傾軍事錯誤還只是有所警覺，那麼在長征途中，“左”傾軍事錯誤給紅軍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則使陳雲對其有了更加清楚、深刻的認識。長征開始后，陳雲從革命大后方總工會來到了戰爭的最前線，擔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當時，該軍團負責殿后，掩護中央紅軍主力實行戰略轉移。在殘酷的革命戰爭實踐中，陳雲深深感到，紅軍之所以遭受慘重損失，完全是“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之錯：一是紅軍開始長征前，“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間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二是“上路時所帶的輜重太多”，專門運輸機器的就有5000人，從而使軍事行動十分困難。其根源在於錯誤地認為創建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不需要再進行一番全新的艱苦努力，只是簡單地從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就行了﹔三是行軍路線好像用鉛筆早就畫好了，結果，“無論走到哪裡，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擊，因為他們早已料到我們將出現在哪裡”。陳雲對“左”傾軍事錯誤認識的不斷深化，對遵義會議解決軍事領導問題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佔了黔北重鎮遵義。當時，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總結和解決軍事領導問題，為此，陳雲明確表示，贊成“張聞天提出的應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他要求在解決“左”的傾向時，作為紅軍干部，千萬不能馬虎，一定要做“耐心說服和充分准備工作”，以使“群眾了解‘左’的錯誤的實質”，隻有這樣，紅軍領導人的思想才能為廣大革命群眾真心誠意地接受並付諸實際行動。
遵義會議召開時，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已中斷了各種往來，所以，此次會議未經共產國際許可，就調整和更換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無先例可循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勇於擔當，不懼風險，態度明確，堅持博古應該讓位下台﹔除此之外，陳雲是唯一在自己親筆寫的材料中表示贊同“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的參會者。張聞天是遵義會議的當事人，他回憶道：“會上陳雲是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二、宣傳貫徹會議精神，促進革命向前發展
盡管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在實踐中，要想真正確立其領導核心地位，還必須依靠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精誠團結，做一番實實在在的工作，陳雲就是腳踏實地做此工作的代表之一。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張聞天、陳雲被指定為會議精神的主要傳達者，還規定了傳達范圍和注意事項。此時，陳雲已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不顧每天行軍作戰的疲勞，大力宣傳貫徹遵義會議精神，以促進中國革命向前發展。這特別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著手整頓“紅章”縱隊，使之輕裝機動靈活。1935年1月28日，土城之役失利后，紅軍改變了北出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原定計劃，西渡赤水河。當時，陳雲主要負責兩件大事：其一，安置傷員﹔其二，處理所帶笨重物資。為此，他親臨前線指揮衛生、供給部門的干部戰士搶運傷員，並予以妥善安置，還“組織軍委縱隊將笨重的物資拋進赤水河，使之能輕裝前進”。這樣，紅軍主力增強了機動靈活性，得以迅速西渡赤水河，避開了敵人的精銳部隊。
二是參加軍委干部會議，促成決議案通過。1935年2月8日，中央書記處公布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斗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史稱《決議大綱》），並電告中央蘇區，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決議大綱》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指揮紅軍多次取得反“圍剿”勝利的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明確指出不能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在於博古、李德軍事上的單純防御、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嚴厲批評“左”傾軍事領導人在突圍轉移中採取“驚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在陳雲極力支持和推動下，軍委縱隊召開干部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決議案，該決議案“完全同意洛甫同志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總結報告，一致擁護黨中央政治局的決議。”2月19日，該決議案在紅軍機關報《紅星報》上刊發，從而使決議案不僅為紅軍領導干部所知曉，而且還為廣大紅軍戰士所知曉，這一做法有效地促進了廣大紅軍官兵對“左”傾軍事錯誤的認識，以及對毛澤東機動靈活運動戰戰略戰術思想的了解和貫徹。
三是創造性地闡發會議精神，實際上批判了“左”傾政治路線錯誤。遵義會議后，為完整准確、創造性地傳達會議精神，陳雲擠時間，精心撰寫了《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並在紅軍過威信至鴨溪的路上向部隊如實傳達。當時，戰爭形勢非常緊張，要就多年來黨的所有重大問題的是非進行討論是根本不可能的。出於團結更多同志的考慮，遵義會議不僅沒有全面討論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反而在決議中寫了“當時黨的總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但陳雲在《傳達提綱》中並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將自己對“左”傾錯誤的認識融入會議精神中。他指出：“正因為國內戰爭中軍事指揮是黨的政治路線的一個主要的部分，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是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圍剿’的意義上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在陳雲看來，軍事指揮是總政治路線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既然軍事路線錯誤了，那麼政治路線不可能是正確的。可以說，他的話洞觸先機，為以后黨中央徹底清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作了較好鋪墊。
三、赴莫斯科匯報工作，爭取共產國際支持
遵義會議糾正“左”傾軍事路線錯誤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都是在共產國際全然不知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對於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共來說，不是一件小事，必須慎之又慎。為進一步鞏固遵義會議的成果，新的黨中央領導人認為，當時有兩件事情需要著手解決：一是及時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西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以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二是恢復白區黨的地下組織，以協助紅軍主力作戰。基於此，1935年2月上旬，黨中央經過再三考慮決定派陳雲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及恢復與共產國際的聯系。6月，陳雲身負雙重使命，從四川天全縣靈關殿起程，極為神速和隱蔽地離開長征隊伍，途經雅州（今雅安）、成都和重慶，於8月5日抵達上海。然而，此時白色恐怖籠罩上海，中共上海中央局接連三次遭到空前大破壞。針對這一異常嚴峻的形勢，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考慮到陳雲在上海的處境十分危險，要他盡快趕赴蘇聯。期間，陳雲撰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他假借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醫之口，詳細記載了紅軍於1934年10月從江西中央蘇區出發，歷時8個月、途經12省、行程12000裡，一路奪關斬將、勢不可當的豪邁氣概和傳奇經歷，從“旁觀者”的視角，對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進行了客觀、公正的描述：“毛澤東似乎一介書生，常衣灰布學生裝，暇時手執唐詩，極善辭令，待人極謙”﹔“朱德則一望而知為武人，年將五十，身著灰布軍裝，雖患瘧疾，但仍力疾辦公，狀似忙碌”，從而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報刊對紅軍領導人的歪曲宣傳，重塑了紅軍領導人在革命群眾中的崇高形象。
1935年9月下旬，陳雲按照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在宋慶齡的精心安排下，由醫學博士馬海德一路護送，從上海坐船到海參崴，再轉火車到達莫斯科。10月15日，陳雲向共產國際作了《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實事求是地講述了紅軍西征的情況，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紅軍從中央蘇區動身到進入貴州。期間，英勇的紅軍戰士歷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嚴密封鎖線，但“左”傾軍事指揮者犯了嚴重錯誤，致使紅軍折損過半，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為3萬余人，到黎平后領導人內部出現了分歧，對“靠鉛筆指揮”者李德表示懷疑。對此，曾任李德的翻譯並參加過遵義會議的伍修權指出：毛澤東在會上批評李德“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隻知道在略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第二階段，紅軍從進入貴州開始到佔領遵義。此間，紅軍戰士已明確了西征目的，舍棄了直線行進，轉而採取靈活機動的行軍方式。因行軍策略發生了根本改變，紅軍戰士所向披靡、一路凱歌，順利攻佔了遵義城。部隊在此休整了12天，從當地青壯年中招募了3000名新兵，充實了紅軍隊伍﹔還依靠當地力量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發動群眾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和存糧分給貧苦百姓。陳雲特別指出，第二階段所取得的最大勝利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在這次會上，徹底糾正了“左”傾軍事錯誤，“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了過去的領導人。……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第三階段，從紅軍攻下遵義城一直延續到過長江。期間，由於加強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掌握了紅軍進攻的主動權，巧妙地運用機動靈活的運動戰。在戰場上，紅軍變被動為主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
通過陳雲的《報告》，中共中央不僅恢復了同共產國際的聯系，而且使共產國際自紅軍西征以來第一次了解到中國革命的真相，其對遵義會議所作出的決定和對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都表示默認，因為在聽完陳雲的匯報后，共產國際領導人未表示任何異議。為了進一步擴大陳雲所作《報告》的國際影響，1936年初，有人將《報告》整理后以《英勇的西征》為主題刊發在《共產國際》雜志上。《英勇的西征》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西征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向全世界宣傳紅軍西征、遵義會議，以及中共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這些都表明，陳雲向共產國際所作的《報告》具有開拓之功。
四、幫助澄清若干疑問，回歸歷史事實
紅軍長征過貴州期間，形勢異常嚴峻，黨和紅軍無暇對重大事件、重要會議的具體情況進行梳理保存。《六大以來》一書所收入的有關遵義會議的文件，隻有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又稱《遵義會議決議》）。由於涉及遵義會議的文件資料保存下來的實在太少，所以，有關遵義會議的許多具體情況一直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比如，對出席會議的人員、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遵義會議后所建立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等，均有爭議。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為了澄清這些疑問，回歸歷史事實，陳雲對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關於出席遵義會議人員問題。為了弄清這一問題，1977年8月，遵義會議紀念館的同志特意前往北京，拜訪了會議當事者陳雲。在和來訪的同志交談時，陳雲回憶稱：“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楊尚昆參加了遵義會議，我的印象很深﹔對董振堂、李卓然參加的印象少些。”后來，又發現了前述《報告》，這樣，人們終於弄清楚出席會議的既有政治局委員，“還有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於是，黨史研究者推斷出遵義會議參加者一共有20人，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朱德、陳雲、王稼祥、劉少奇、凱豐、鄧發、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李德、伍修權。關於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講話的內容，陳雲回憶說：“毛主席的發言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裡講的那些。”關於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陳雲回憶說：“成立三人小組是在遵義會議以后，四渡赤水時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場的地方。當時大家意見很多，就搞了個三人指揮小組。”關於在遵義會議上所發生的分歧，陳雲在審查《中共黨史陳列》時說：“軍隊指揮權歸毛主席是在會上定的，可能還定了毛主席為書記處書記。當時隻有兩個人反對，一個是博古，說他要考慮考慮﹔另一個是凱豐，態度很明確。”關於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是否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陳雲回憶道：“六屆四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1934年初，……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但這次會議也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被增補為書記處書記也好，說他被增補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而不表明當時中央正式設有書記處和常委。”
紅軍長征期間，所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每天都會行軍打仗，傳達會議精神一般採取口頭方式進行。然而，陳雲卻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積極撰寫傳達提綱，以便完整、准確、創造性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不過，令人倍感遺憾的是陳雲撰寫的這份傳達提綱后來大部分不知去向，縱使剩下的小部分，在學術界也長期沒有引起充分的關注。直到1982年，中央檔案館才碰巧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文件中，發現了《（乙）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份珍貴手稿，該手稿既未標明撰稿人姓名，也未注明成稿日期。手稿從右到左豎著書寫，右上方標有頁碼，從第21頁到28頁共計8頁，全文4600余字。顯然，這只是整個手稿的一小部分。為了確定這份手稿作者的真實身份，中央檔案館將手稿復印件送給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請他們進行辨別鑒定，但三人都認不出是誰的筆跡。當手稿復印件送給陳雲時，他十分肯定地說：“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至於成稿時間，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對此作了多方考証，認為它形成於從雲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時間是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雖然其只是整個手稿的一小部分，但對於人們了解遵義會議情況還是起到了補史証史的作用。1983年8月，陳雲的這份手稿以《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為題，收入《中共黨史研究資料》（第六輯）。該《傳達提綱》詳細記載了遵義會議許多鮮為人知的重要情況，還全面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左”傾軍事錯誤。以陳雲這份手稿為依據，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經過反復考証，基本弄清了遵義會議的一些具體情況。在此基礎上，1984年11月，《遵義會議文獻》一書正式出版發行。隨著該書的面世，以前許多不為人知的有關遵義會議的具體情況基本廓清。
綜上所述，陳雲長征過貴州，從一個重要時段和方面反映了陳雲為實現中國革命大轉折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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