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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未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李東朗

2016年10月10日07:55    來源:北京日報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但在遵義會議作用的具體評價中,普遍的表述是說,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中央領導特別是軍事領導,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而關於政治路線問題,一般的認識是:遵義會議沒有提出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但是仔細推究,上述說法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政治路線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很難說解決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與政治路線無關聯,因為政治路線是各種問題的核心,統領組織、軍事等問題。二是,關於遵義會議,人們還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評價,就是“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如果說政治路線沒有改變,遵義會議后仍然延續過去的政治路線,那怎麼能說“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呢?因為“‘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表現在政治、組織、軍事等許多方面,而首先和集中的表現就在政治方面,組織、軍事等方面的錯誤是和政治路線緊密相關的,甚至是由政治路線決定的。

  出現如此疑問,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作用,特別是遵義會議與政治路線轉變關系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如何認識和評價遵義會議作用的重要問題,有著值得討論和澄清的必要性。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的嚴重挫折,宣告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破產,它已經難以為繼了。遵義會議在集中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過程中,實際上否決了其整個路線,包括其政治路線,這是遵義會議的一個重大成果,也是會議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需要強調的是,遵義會議決議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集中批評,最后歸結到了從政治路線角度批評的高度。決議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反對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的斗爭,是反對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這種斗爭在全黨內應該開展與深入下去。”被定性為“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實中造成嚴重失敗的路線,遵義會議后還會繼續執行嗎?所以,它的廢止是一種必然。

  正因為遵義會議后廢棄了過去的錯誤路線,因此毛澤東后來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而“過去的路線”“都不能起作用了”,這既為黨探索和制定新的政治路線創造了條件,也是現實需要對遵義會議后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必然要求。廢止過去的路線,就必然要實行與之不同的新的路線(雖然新路線不可能一蹴而就,有個形成的過程),這是事物演變的基本規律。

  遵義會議改變了過去的政治路線,是確定無疑的。那麼就需要解答一個問題:為什麼遵義會議沒有否定“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遵義會議決議寫道:“一年半反對‘圍剿’的困苦斗爭,証明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所謂遵義會議沒有提出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的看法,就來自於此。

  目前關於此說的原因,大致有三種觀點。一說是“時間緊急論”,在緊急的戰爭形勢下,黨內沒有時間在遵義會議上展開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的批評﹔二說是“毛澤東的策略論”,為了集中力量、減少阻力,解決軍事領導權的問題,毛澤東有意不批評“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三說是“多數人認識未到位”,與會的多數人沒有深刻認識到“左”傾領導人的政治路線的錯誤本質,因此毛澤東等在遵義會議上對其提出的全面懷疑和批評不能實現。三說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認為,根本之點恐怕還是與會者認識不到位的問題。

  軍事路線的錯誤因為導致失敗和損失而暴露無遺,易於被發覺和認識,而政治路線的是與非,容易被別的問題掩蓋,不易被馬上發覺,認識它需要一個過程。遵義會議上,與會者對軍事路線錯誤的認識非常清楚,因此集中予以批評﹔而大多數人對政治路線是否錯誤,認識得不甚清楚(中央領導層對此有明確認識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會議”),所以,遵義會議決議就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一方面(在總體上)肯定是正確的,一方面(在具體分析中)又批評說博古、李德是“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應該是認識到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指出:“遵義會議隻糾正了博古的其他錯誤,沒有指出其宗派主義、冒險主義的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這是不夠的。”同年12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教條主義“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但是,毛澤東對此的清晰認識,是在1940年下半年對《六大以來》的資料審核過程中。通過對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的審核,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對黨的嚴重危害,認識到這是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由於在遵義會議上,認識也不是非常清晰,加之軍情緊急、大家認識不清等原因,所以毛澤東也不可能明確地予以指出和展開批評。

  張聞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論及過去黨的歷史時,認為四中全會“領導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但過去在“革命戰爭的持久性”問題上的錯誤,以及“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都是“原則上的錯誤”。“當時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中央是錯的”,“過去對黨的領導我是負責的”。這仍然是遵義會議時期的認識。

  但是,在現實斗爭中,錯誤的路線必須改變,於是就出現了遵義會議決議沒有明確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線,而在會后實際工作中改變了政治路線的狀況。而恰是政治路線的轉變,和轉變了的軍事路線、組織路線協同發力,使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發揮了其特別的作用,成為彪炳史冊的一頁。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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