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教科書——教科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作用【4】

繁榮：“六三三”學制促成教材出版熱潮

1920年代，由於新學制的施行和教科書出版機構的增多，商務中華兩大出版業巨擘並立的局面發生改變。1922年“壬戌學制”誕生，這就是著名的“六三三”學制。它汲取歐美教育體制的優點，學級設置較為合理，符合兒童生理心理特點，一直沿用到1949年，是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制度體系。新學制的制定，推動了新書局的涌現和教材編寫出版的熱潮，形成了教科書發展的繁榮時期。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套大型“新學制教科書”，集中了一批優秀的編輯人員。掌門人高夢旦親自參與編纂，當時的教育家、學者、文化名人吳研因、周予同、顧頡剛、葉紹鈞、胡適、任鴻雋、王雲五、馮友蘭、陶孟和、陳衡哲等都參與了教科書的編校。還有1930年代的開明書店擁有夏丏尊、葉聖陶、趙景深、豐子愷、賈祖璋、郭紹虞、王統照、周振甫等學者、作家擔任編輯，形成一支知名的編輯隊伍，出版的“開明教科書”頗有特點，暢銷一時，為今人所熟知。這些都反映了1920、1930年代教科書出版的繁盛，在中國教科書史上達到一個高峰。

新學制與以往學制最大的不同在於取消修身科，代之以公民科。這樣編寫公民教科書一時成為熱潮。對於“公民學”的認識，以梁啟超的定義為代表：“教人做現代社會生活的學問，叫做公民學”。

公民教科書的編著者身份各個不一。《新學制公民教科書》就由商務印書館邀請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周鯁生編寫。這部教本的特色在於把民國政制放置於世界政制變遷架構中，使學生了解自己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現代政治的特點，樹立民主政治體制意識。著名教育家舒新城應中華書局老板陸費逵之邀編寫《公民課本》。陸費逵對“公民教育”的看法是，公民教育不應當是一種純粹的知識傳授，而應成為融合學生日常生活、建立在常識立場上的社會啟蒙。這一點切合了舒新城的意願。因此舒新城把它寫成了一部有主人公的課本：一個用心讀書、更喜歡看報的13歲中學生張維城，向公民教員王先生提出了很多問題，課文即以其所聞所見為線索，以對話形式展開。此書銷售數比同類為大。

此外質量優良的還有著名學者、教育家朱文叔編寫的《新小學教科書公民課本》，著名教育家顧樹森編纂的《新著公民須知》，陶匯曾編輯、王雲五校訂的公民教科書，基督教青年協會編纂出版的公民讀本，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公民讀本，江蘇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和第一中學的三位公民教員：馮順伯、金崇如與王仲和合編的公民教本——《初中公民學教本》，南京高等師范的幾位學生編寫的《公民學課程大綱》等等。可以說，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期是公民教育最高潮的時段，有力推進了國人現代觀念的建立。

新學制在促進思想解放、文化繁榮方面功不可沒。這裡再介紹一位作者，著名作家陳衡哲。她編寫的《新學制西洋史教科書（高中用書）》，既是經典的教科書，又是個人寫作的楷模。此著一大優點是對於歷史推演把握之准確和描述之精煉。她在論述斯巴達和雅典政治的最大區別時指出，一個是貴族專制和尚武的國家，一個是以工商立國，有富裕的中等社會，文化發達。陳衡哲這樣說：“但有一件事，卻不可不注意的，就是雅典既是民治的代表，斯巴達又是貴族政治的代表，這兩種城邦權力的消長，也就隱隱的含著那兩種政體勝負的意味了”，表現出把文化與政治和國家發展自覺聯系的意識。就像她分析的那樣，國家的進步是文明的進步，武力不足恃。這部教科書體現出新學制教科書的代表性特點，就是重視歷史文化的整體宏觀演變，把中國歷史文化的價值放到世界歷史長河中考察，表現出整體史觀的自覺，提升國人的人類文明意識。

隨著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國民黨形式上統一全國，國民政府的黨義教育開始進入教材：“分布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黨史、黨案於各學科中，為滲透的普遍的教學”，“皆以能養成黨治下健全之國民所必需之技能、思想、性格、體力而有以使黨長進不朽為本”。黨義教本無可選擇地在以上范圍內取材，甚至“無一句無來歷，無一句杜撰”，課文也基本上按照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三部分編排。這些教材極大禁錮了國人正在建立中的現代觀念，加上抗日戰爭的摧折，教科書發展日益艱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總結來看，我國教科書事業的發展是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具體地說，又是得益於三股進步力量的良好互動。一是近代新的國民教育體系提供了時代的大平台。1903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統一全國學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學三級學制為中心，輔以實業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體系。它標志著我國從此有了較為完備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后為民國所繼承，影響至今。這是國家制度層面提供的時代大平台﹔二是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強有力的編纂隊伍的推動。張元濟、蔡元培、杜亞泉、蔣維喬、王雲五、胡適、丁文江、任鴻雋、黎錦熙、劉海粟等一大批燦若群星的近代著名學者與新文化代表人物，都曾投身其間，形成了強有力的編纂隊伍。他們開荊辟莽，發凡起例，成為了推動教科書發展的中堅力量﹔三是新興出版業的熱心投入。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代表，近代新興出版業，不僅多以出版教科書起家，而且其領導人作為現代的出版家，也多目光遠大，負有使命感。有這三股力量的推動，教科書和近代中國的教育事業才能走向繁榮。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