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教科書——教科書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獨特作用

我國教科書事業的發展與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1903年清政府頒布“癸卯學制”，統一全國學制，建立了以小、中、大學三級學制為中心，輔以實業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體系，標志著我國從此有了較為完備的近代國民教育體系，影響至今。而張元濟、蔡元培、杜亞泉、蔣維喬、王雲五、胡適、丁文江、任鴻雋、黎錦熙、劉海粟等一大批近代著名學者與新文化代表人物組成強有力的編纂隊伍，成為推動教科書發展的中堅力量。

與此同時，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為代表，近代新興出版業不僅多以出版教科書起家，而且許多現代出版家目光遠大，負有使命感，為我國教科書的發展和近代中國的教育事業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發軔：翻譯教科書

現代意義上的“教科書”來自19世紀70年代末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清同治光緒年間，基督教會多附設學堂傳教，光緒二年(1876年)舉行傳教士大會時，“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學各科教材無適用書籍，議決組織‘學堂教科書委員會’。該委員會所編教科書，有算學、泰西歷史、地理、宗教、倫理等科，以供教會學校之用，間以贈各地傳教區之私塾”。“學堂教科書委員會”民國時人譯為“學校教科書委員會”，它是學界公認的將“教科書”帶入中國的機構。傳教士從19世紀70年代起的10多年間出版了將近200冊學校教科用書，為中國教科書的誕生提供了參考范本。

甲午戰敗，上至清政府，下至各階層人士，有感於日本強盛之速和赴日之便，對學習日本教育更加自覺，紛紛赴日考察。1902年，受派考察日本學校的李宗棠，拜會日本教育家和文部大臣。據李宗棠的《考察日本學校記序》記載，這次會見，日本教育家與李宗棠詳細討論譯書之事，表示願與中國合力譯印教科書、制定版權法，並贈送了十余種教科書。赴日官員都對日本學校教學抱有濃厚興趣，有的專門以圖表記載日本學校教學科目和用書情況，詳細收錄教科用書目，以備參考。例如關庚麟的《日本學校圖論》記錄了每一門課程的教科用書及其作者。中國人翻譯日本教科書，形成一股遍及全國的熱潮。梁啟超描述了當時的現象：“壬寅癸卯間……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從幾年后中國壬寅-癸卯學制有關學制系統的設置情況來看，清政府對於日本學校教育制度和教科書的引進，很多細節都是汲取了日本經驗。

翻譯日本教科書對中國現代教科書的影響是積極的。舉例來說，地理教科書，促成了傳統輿地學和地方志編纂轉向通俗易懂的“旅行體”風格。晚清學者謝洪賚在1906年出版了口碑頗好的《最新中學教科書瀛寰全志》，該書就用旅行般的介紹說明世界人文自然景觀。例如在介紹蒙古人時，書中安排了插圖，兩個蒙古人坐在篝火旁邊吸煙，遠處是炊煙裊裊的蒙古包。歷史教科書，改造了“朝代體例”，引進古代史、中代史、近代史和最近史等分期觀念，從長線角度看中國歷史。自然科學類教科書是翻譯力度較大的一類。《蒙學動物教科書·編輯大意》說：“舊時動物啟蒙、動物圖說等書，譯自西籍，條段不如東書之明晰。近今譯出東邦動物各書，不少佳著……”該書差不多是日本教科書的“修訂簡本”。

而《蒙學體操教科書》完全保留了日本教科書的原序和凡例，甚至沒有新序說明，直接在正文開篇標有“文明書局譯編”。此外美術科目，小學生用的圖畫課本，需從日本販來。兩江師范學堂聘請日本亙理先生來教圖畫，當時的學生后來回憶：“可憐中國那時還沒有圖畫范本，還得到東邦去買。當范本來到時，第一次教我們在漆板上所畫的‘操帽’輪廓。天哪！我那時出世二十年，從小未曾畫過什麼畫，所以把那輪廓畫好以后，就用粉筆在寢室破窗上畫來畫去，好不容易才把幾筆簡單的線條記牢。”

還有一門具有近代特色的學科，就是“家事”教育。清末民初的《家事教科書》和很多自然學科一樣，幾乎完全是從日本引進搬運過來。它不僅在學科和知識體系上對中國新式教育產生影響，更對男女平等等社會變革具有重要意義。當時《中國新女界》雜志的一位記者撰文認為，“日本維新以來國勢浸盛，考厥原因，雖甚復雜，然其所以國富種強之本源，首得力於講求家事教育”。

漢譯日本教科書的出版和在中國新式學堂中的使用，是晚清以來一個重要文化現象，它促進了中國現代新知識體系的更新和新教育的建立。它引介規模大、時間集中，從筆者搜羅的27類508種漢譯日本教科書的書目來看，20多年間，中國新學堂中使用了500多種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科目遍及新知識的每一個學科門類，這確實是一種特定歷史階段的獨特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