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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在13日开会
数小时后，中共中央举行13日会议，“恩来日内即去”西安也被迫取消。或许由于对原先的决定印象深刻，张国焘在回忆中误以为“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究其原因很简单：13日凌晨4时前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决策之时，对苏联的态度一无所知；苏联的回电大出意料之外，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商讨对策。
这是一份“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给中共中央的回电”（鱼汲胜：《共产国际、苏联及各国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事记》，《理论导刊》1986年第11期。）。“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马贵凡的说法，‘莫斯科回电’确有其物。他在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工作人员郭绍棠的俄文版回忆录中找到了佐证。按照郭绍棠的回忆，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向中共复电。” （《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
对斯大林的回电，张国焘回忆“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477页。），这应当是张国焘的回忆出了差错，即把13日天亮前的黑夜，误记为13日的晚间，笔者的理由有二：
一是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在13日晨公开宣布的。按照惯例，涉及中共中央的重大对华政策，苏联总会事先通气。莫斯科不大可能颠倒组织程序，先在报刊上公开谴责事变再通知中共中央，更不可能在中共中央12日24时、13日凌晨4时两次要求苏联“速告”时，并冒着蒋介石随时可能送命的巨大风险，拖延整整一天到13日深夜才给中共中央复电。
二是宋庆龄13日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宋庆龄当时负责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的电报：“12日，宋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白天她却要去西安劝张释蒋。” （毕万闻：《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宋庆龄突然改变立场，与斯大林13日凌晨4时后的电报及中共中央13日白天的会议，在时间上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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