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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态度是：“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9页。）周恩来的发言既强调“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又强调西安“起领导作用”，对是否“除蒋”介乎于毛泽东、张闻天之间。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当时有几位同志发言都曾经设想过把蒋介石的个人罪行同南京政府加以分开，即使不得已‘除’了蒋，还是要更好地把南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张培森、程中原、曾彦修：《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必须指出的是，因事发突然，会议难有共识实属正常，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也就逐步统一了思想。但在最初几天里，一时还无法消除分歧。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161页。） 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等又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320页。）。由于张闻天、博古既不同意也不签名，这两份重要电报没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而以个人的名义发表。
在斯大林的巨大压力、继续支持张学良与坚持“除蒋”之间取得平衡，中共中央几乎竭尽全力。周恩来后来说：“我们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力图作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刘少奇事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广大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8页。）
对13日会议，马贵凡认为，尽管“收到了‘莫斯科回电’，中共中央经过研究还是坚持了既定方针”（《莫斯科电报有没有起作用？》，《北京日报》2006年12月11日。），会议虽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但顶住了巨大压力继续支持西安事变。就此而言，中共中央13日会议的独立自主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陆旸，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讲师；孙果达，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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