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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被动的“经济波动”到主动的“波浪式”发展
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是凭着主观愿望想多高就能多高，必须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建设资金积累困难，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目标和预期速度长期超出了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可能。这种过高的目标来源于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并成为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政策的依据，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经济调整不仅是被动的，而且往往代价很高。怎样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规律，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直至今日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视野很宽，思考得很深。
首先，邓小平肯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也必然是高速度的。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但是这种速度又不能是空泛和不切实际的。因此，邓小平经过认真细致的测算，将宣传了近20年的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为“小康” 目标。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了“小康”概念。1982年8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时又说：“我们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光讲空话不行。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有一个问题是，到本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现代化这个名词很好。什么是现代化？一九七九年我回答日本大平首相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达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36—837页。）随后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将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落在了比较实在的基础上。这样，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心态，使经济发展速度的设计和预期更加科学化，既保证了高速度，又不至于失去理性，陷入盲目和狂热。可以说，邓小平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目标由过去长期超过实际可能调整到切实可行。
其次，邓小平还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不会是匀速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向前推进。这既符合科技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也符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运动规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论述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邓小平还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
邓小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和发展将会是波浪式前进的论述，不仅对于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以及坦然应对经济波动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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