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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呈现低水平、单一化和平均化的特点，在当时人口多、底子薄、资金少的条件下，这是推行工业化赶超战略难以避免的结果。实行赶超战略有三个条件：第一，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主要投入到重工业中，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第二，高度的集权化和计划化，以便于集中资源配置，低成本地保证第一个条件。既然要最大限度地提取剩余，即最大限度地提高积累的比例，那么消费的比例必然要压缩到最低，居民的低收入水平因此也就是必然的。第三，确保社会稳定。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最多只能保证人民的温饱；只有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生存和社会安定。
1978年以前以城乡分隔为基础、以平均分配为特点的分配制度，再加上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限制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多劳多得，抑制了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和集体不得不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精神激励来促进生产。可以说，就微观经济来说，收入分配体制促进生产发展的绩效不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但是，从宏观经济来看，这种分配制度却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积累率，这对于中国走出因经济落后、积累过低而形成的所谓“贫困陷阱”，意义重大。它对于中国在短短的28年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大折腾，仍然基本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另外，这种按照人口定量供应主要生活必需品、普遍地低水平地提供公共产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农村以集体为单位），对于维持高积累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和人力资本积累还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由于“放权让利”和“开放搞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仅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而且出现了与前后历史阶段相比的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独特景观。“脱贫致富”成为整个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正如邓小平在1983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回顾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 “大锅饭”，“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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