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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均衡发展到“两个大局”思想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布局极为不合理，现代交通和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非常落后；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也使得沿海地区工业的原料和产品销售两头都要转移到内地。为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也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现代工业和交通布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于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开始向内地倾斜。这种均衡发展战略在“一五”时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国家生产力布局。但是从1964年开始，受中印边界冲突、越南战争以及中苏边界冲突等国际环境的影响，国家开始实施“三线建设”，投资过度投向中西部地区。“三五”期间，沿海十一省市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二五”减少了43.2%，而云、贵、川、西藏、陕、青、甘、宁、新疆等省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则比“二五”增加了28.1%；“三五”期间，军工和“三线建设”的投资约占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3.1%。（参见曹尔阶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231页。）这一方面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的其他发展条件欠缺，也造成投资的经济效益不高，这在资金极为短缺的条件下是很可惜的，机会成本太高。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新思路。此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将这个思路发展成为完整的“两个大局”的思想。
1985年，针对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利用政策优惠和外向型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并从内地吸引了人才和资金的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 1988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均衡走向均衡的方法和时间表，他说：解决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邓小平的上述设想，在世纪之交中国实现小康目标后，即通过中央政府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而得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转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200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资向西部和东北倾斜、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整体战略部署。”（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二○○五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05年3月15日。）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呈现出缩小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都在稳步提升，虽然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西部地区的增速最快。2000—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排在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贵州、新疆、重庆、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宁夏和甘肃。（参见“综合发展指数研究”课题组：《2010年地区综合发展指数报告》，《调研世界》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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