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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又不导致两极分化，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了根本性的保障措施，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1985年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就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成为阻碍扩大内需、不利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0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作进一步的调整。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城乡呈现一体化发展的良性互动趋势。 （参见白天亮:《保障和改善民生责无旁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回望“十一五”、展望“十二五”》，《人民日报》2010年11月26日。
新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那种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发展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城乡、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均资源极为匮乏的大国，非均衡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个发展阶段的规律，制定出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同时，当均衡发展的条件具备后，又能够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时，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的均衡与非均衡关系的辩证思想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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