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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概念与革命语境下的阶级划分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鉴于政治时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从确定革命阶级主体出发，又划分出社会的不同阶级阵营，以便依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来不断获得革命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确认“阶级”概念的指涉边界，就成了党的意识形态的重心。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曾强调：“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而在此阶段中，“革命动力只是工农”，并且，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里去了。这里的革命阶级主体所指的是农民，而其中主要“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至于富农，则强调“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但是并不是说要抛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0、322页。）此时正是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发动之际，论战中也有人认为“富农是反革命，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因此，应该采取“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由此可见，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里，对于农民这个阶级，党内对其“阶级”的成分及其性质的判断，是存在较大分歧的。这种分歧显然源自于党内对“阶级”概念认知的差异性。
“阶级”概念认知的差异性，同样存在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评价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不成熟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没有独立地位。甚至直到后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政策时，仍旧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持怀疑态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恐怖工农运动，所以革命运动越发向前进，他们的恐怖也越发加强。如果革命运动对象集中在帝国主义，他们还勉强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到了革命运动转到他们身上来，他们就手忙脚乱，跑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了。” （杜鲁人：《中国经济读本》，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然而，中共尽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心存疑虑，但也不得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现在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58页。）。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也使中共看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想要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要发展民族资本，必然会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这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革命性。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同样产生过怀疑，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资产阶级并非完全不革命了。例如，毛泽东就认为至少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可能参加革命的，这是观察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所得出的一个看法，因此，他才会得出结论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共“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乃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后来党内出现了托派，他们坚持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执政的观点。中共却改变了对蒋介石及其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由以前将其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改为只是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对国民党一度称呼为“走狗”，因为“在帝国主义者一致向全中国民众进攻的状况之下，统治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完全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工具”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32页。）。这样，中共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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