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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改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中共并没有僵化地固守“阶级”概念的原本规则，而是依据具体的现实背景，对“阶级”的具体表现成分作出区分，以便在国难当头之际，准确获得对不同阶级政治立场的判断。这种具体的政治判断，在针对蒋介石政治集团时得到了运用。1936年8月，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不再提“抗日反蒋”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方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共改变此前把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看成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看法，转而认为蒋介石政权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共与其之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此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原因在于，虽然中共判断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有可能参加抗日，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仍然认定“除了中日两国主要矛盾之外，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阶级间的矛盾，党派间的矛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另外一个原因是，此时在中共党内对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阶级属性存在不同的看法，虽然政策层面指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但仍有人认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一个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其中愿意救国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左派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29页。）；对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判断，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或者是代表“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虽然看法各异，但无论哪一种认识，无疑都显示出了中共对于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既要肯定资产阶级有抗日的可能性，又坚信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要恰当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然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改变以往的政策，转向主攻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而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政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接连曝出“防共”“限共”的文件，国共之间的军事摩擦不断出现。面对此种局势，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和“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反投降提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2、96页。）显然，中共已预计到统一战线变化的必然性，也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再次产生了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显然是与对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本性的不信任分不开的。但从抗战的实际情况来考虑，此时还不适宜与资产阶级决裂。这样，革命阶级的主体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其中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
1939年秋到1940年春，毛泽东在延安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革命的阶级主体进行了大量系统的论述。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但“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在中国革命力量的组成部分方面，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由此可见，到了延安时期，中共才在“阶级”概念框架中，系统化地区分了中国社会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区分使得中共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与发展方向。
但是，问题还存在，这就是“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将资产阶级完全排除在革命大门之外，是不是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作用呢？尤其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语境下，与资产阶级决裂符合现实逻辑吗？当然，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也根据以往中共与资产阶级关系的经验，中共对于资产阶级是否具备革命性存在疑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鉴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中共不得不跳出这个“怪圈”来思考“革命力量”的问题。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方面，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观察到：“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买办性阶级也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更不要说其他类型的资产阶级了。既然存在这种“革命性”，因此，联合资产阶级继续统一战线就有了可能的条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阶级”属性的复杂性，为争取这个阶级成为“革命力量”，中共制定了区分性的政策，毛泽东在1940年12月的《论政策》中就作了这样的规定：“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这种“阶级”分析理论，既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成为它制定革命政策的依据。如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1月，中共在《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依据时局的变化，重新指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这种阶级的“破裂”，就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破裂” 。因此，“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是以联合为主的政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8页。）。通过这种方法，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势力重新归入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范畴，并且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从而既达到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目的，又无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资产阶级彻底地决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中，典范性地运用“阶级”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成功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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