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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见此报告后即批示：“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是正确的，请陈薄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9月25日，陈云召集中财委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会议决定：放手购粮，把粮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免“谷贱伤农”，造成市场呆滞。同时，加强农产品的推销与出口工作，并进口一部分农民需要的日用品。（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这些措施保障了工农产品合理的价格比差，抑制了农产品价格偏低的现象，从而使城乡物资交流得以继续顺畅进行。
4.尊重商品流通规律，疏通和拓展流通网络。商品流通有一定的规律，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由于多年战争，旧的商业网被破坏，而新的尚未建立，这就对物资流转妨害极大。例如，上海的药材商人到平原采购中药，因没有货栈代收，困难很大，不得不放弃。所以，疏通和拓展土产的流通渠道，是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和国内贸易的重中之重。
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主要包括：（1）邀请有经验的老商人、老工匠开座谈会，当顾问，了解大宗土产的种类、数量、质量和季节性，研究物资交流门路，派遣有商人和内行参加的商业访问团、土产推销组到产地和销地进行购销活动。这种找回老线索、开辟新线索的办法是当时打开土产品销路的一个有效途径；（2）组织广大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恢复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庙会，这些虽然是初级市场，但不少土产品不需要远运，只需在本地流转，即可卖掉，这是一种易于成功，行之有效的好办法；（3）鼓励建立货栈和过载行，允许保持合理利润；（4）召开土产会议，组织各级城乡物资交流会，订立贸易合同。1950年11月，华北地区最早组织了土产品交流会和以销为主的物资展览会。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北京、河北、山西、察哈尔、平原等5省市23个专区、89个县均召开过城乡物资交流会，仅平原省安阳专区订立的区以上贸易合同就达1300多件。1951年3月，根据华北、华中、华东某些地区的做法和经验，中共中央认为：有计划地召开土产会议或者土产代表会议，组织城市和乡村间，地区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打开国内市场，活跃城乡经济，是解决各地农村日益恢复和发展的农副土特产品销路问题的关键。并提议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专区，各县（市）、各区和各乡，均应有准备地在两个月以内召开一次土产会议，在此以后，中央也准备召开一次全国的土产会议。中央认为，自从我们为土产品找到销路，找到暂时的解决办法以来，“农民皆大欢喜”。
5.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花大力气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运输工作是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一个极大问题。但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汽车太少，单靠汽车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物资交流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一方面积极建立推销土产的运输公司，联营公司，疏浚内河河道，整修道路，发展运输网，另一方面主张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在当时，完好的汽车只有4万多辆，而旧式运输工具，如兽力车约有84万多辆，手推车、驴、马、骆驼等都有很大数目，这些运输工具总装载量，要超过汽车装载量的许多倍。如果很好地组织起来，配合联运，这个运输力量也是很可观的。陈云曾经强调，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
6.进行城乡物资交流的同时，还要继续搞好内外交流。新中国成立伊始，农民土产卖不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把我们困了起来。陈云及中财委认为，打破这种封锁“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在进行城乡交流的同时，还要想办法继续搞好内外交流。根据倡导，1952年某些口岸大城市举行的物资交流大会，就积极组织和带动了私营进出口贸易，争取了一部分土产的出口，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且换回了国家需要的物资。陈云还提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和新中国做生意，那我们就与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是62%，跟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是38%；而到了1951年，方向调了，码头调了，跟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是2/3，跟资本主义国家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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