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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其后中共党员队伍相对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党组织由弱变强开启了闸门。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共曾出现一个相对快速发展期，成为中共力量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体来看，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全国有党员50余人（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数有53人、57人等不同说法。本文计算党员增加数时，取“53人”说。）；1922年4月底中共召开广州会议时，全国党员约为125人（参见〔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侯均初等译，第89页。），可视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党员数；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为195人；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为420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全国党员为994人。从1921年至1925年中共各个时期的党员发展速度如下表所示：
不难看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中共党员数量出现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会后初期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的发展速度。这段党员增长的高峰期，无疑既是党的影响扩大和加强的表现，也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党的力量增强的具体过程，也是中共由弱变强的现实基础。
出现上述发展局面的原因，有中共自身的主观努力、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共二大的推动等多种因素，但直接动因即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中共政治影响力的加深、阶级基础的扩大以及各地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具体工作。总体来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工人党员的人数急剧增加。1922年6月底，工人党员仅有21人，至1923年6月则激增至164人；1923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共约200人，其中工人有130人。（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69页。） 至1927年3月，工人党员已占总数的53.8%。（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 这表明，中共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跨出最初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而增强和扩大了阶级基础。
由此，其政治影响也必然超越单一的阶级范围，成为越来越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力量。这里尤需注意的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群众威信急剧提高，在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突出领导作用，推动了工运高潮的发展。“书记部当时确成了罢工的唯一领导者，在那样紧张罢工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第一次劳动大会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工人目前斗争的纲领，书记部是补救了这一缺点，其时适值国会重开，书记部乃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实际即斗争的纲领，并号召全国工会为此纲领而斗争……也就因此把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的意志统一起来；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有不少的地方罢工胜利后，由工人群众提议捐助书记部的经费，即此一端可概其余了。”（参见《邓中夏文集》，第455—456页。） 所以，蔡和森后来指出：“此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职工运动历史上都算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组织及主要组织”。（参见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节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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