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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影响冲击了党组织的正常发展，成为中共加强和改进组织建设的历史借鉴
历史地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确在中共早期发展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推动了历史前进。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巨大威信和崇高地位在另一方面也冲击了党组织的正常发展，给革命的长远发展带来过不利影响。
厘清这一问题，就要弄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性质及其与党组织的区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而成立的公开机关，按照党的内部规定，它“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而在工作中又有充分的独立性”（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50页。）。但是，其本身性质不是党的组织和工作部门，而是党领导下的工会联络机构，如它在《宣言》中所说，“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1页。）。它的这一性质被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所确认，正式成为全国工会组织的总通讯机关。曾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作的罗章龙对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进行解释说：“劳动组合原是日本的名词，因为当时日本工会很多，比较发达，这个名词是译来的”，“当时上海有几十万产业工人都没有组织起来，因我们党自己还没有工会，只能成立工会书记部，是联络性质的，实际上是过渡性质”，“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一般是到各省区产业工会或省总工会成立后，就正式结束”。（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6页。） 作为一个工会性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自然与党的组织有根本不同，在严密性、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在实践中，为迅速开展工作，一般只要愿意投身工人运动，很快就可以被吸收加入书记部。（参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23—328页。） 中共在二大还专门指出：“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0—81页。） 这说明，中共在创立过程中，对党和工会的本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时也没有把握好与党的整体组织的关系。首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负责者与党内其他领导人之间因主张分歧而形成所谓“小组织问题”，造成党内组织领导系统的不和谐。这一问题发生在中共二大之后，书记部同志不满意党的工作方式，认为“总不开会”，“主张对于劳动运动他们以后要常常开会讨论”，并形成一派意见。陈独秀获知后，指出“这是小组织行动”。双方争执不下，甚至发展为“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从问题的起源来看，应该说书记部有关同志“动机是好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不是另外组织活动分子，而要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推动全党进行”。他们这种越过党组织的错误做法，不仅在事实上造成了党内政策分歧、组织矛盾和一定程度的基层党员的思想混乱，而且很快给革命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因此，蔡和森认为，“这一小组织问题，正当着全国职工运动广大发展的时期。客观上更需要党的领导”，随后的二七罢工运动的失败就是削弱党的领导造成的直接后果。（参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40页；李立三：《党史报告》（节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106—108页。） 其次，由于上述组织内的不和谐，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领导工人运动中就出现组织路线的偏差，从而冲击了党的组织发展和组织领导。邓中夏曾分析认为：“我们在当时确做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不在党与工会的关系，而在于当时做职工运动的同志，未曾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自然当时工会中的党的组织普遍是没有，只有共产党员个人，也就因为如此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后来，‘二七’失败，工会被封，我们党在工人群众中除政治影响外，什么也没有了，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个错误明显的是十足机会主义的错误。”(《邓中夏文集》，第459页。） 最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做法还冲击了党的正常组织制度。邓中夏说，当时“还有这样的可笑事，介绍工人入党必先介绍入书记部，书记部成了工人入党的经过机关。这样一来，工会与党的发展成了非常奇怪的形式，极不相应” (《邓中夏文集》，第459页。）。这些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革命出现挫折的潜在原因，说明中共当时较早地认识到问题的实质，成为以后加强组织建设和组织领导的历史依据。实际上，中共二大在决议中已经强调了在工会中建立党组织、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问题（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1页。），但在实践中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中共组织建设出现上述问题，有其固有的内在原因。从根本上说，“党的开始成立时，其思想趋向是不会一致的”，“也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在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参见蔡和森：《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节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62—63页。）所以，这一问题一开始就是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耀眼光环遮蔽了中共对组织本身发展的视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体系和有效领导在无形中掩盖和取代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历史表明，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党组织毕竟是性质不同的革命组织形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本质，不应忽视党组织不可替代的先进作用。大革命时期，中共逐步制定了在工人运动中发展党组织的详细方案、制度和办法，在工厂、工会中普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团组织，领导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
〔作者王继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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