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独立自主,团结进步力量,为巩固和壮大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错误的影响,山东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对独立自主原则领会不深,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退让过多,幻想以退让求团结,错过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利时机。
罗荣桓率115师入鲁后,高度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的独立性。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极力主张将山东境内的“抗协”、“抗敌自卫军”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抗协”,即由山东文教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组成的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抗敌自卫军”隶属于“抗协”。后来,这个组织和武装由于基层成分复杂、组织混乱,出现了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的错误倾向。罗荣桓多次提出,应掌握对其的领导权。1942年,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帮助下,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
罗荣桓正确执行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采取不同政策对待山东的进步力量、中间派别和顽固派,使我党我军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他亲自做团结鲁南地方实力派万春圃、孔昭同的工作,促使他们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入抗战的洪流。他积极团结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敌伪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注意争取党外民主人士到抗日民主政权中工作,对范明枢、李澄之等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民主人士十分尊重,营造了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融洽氛围。他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而忽视发动群众的右的倾向,抽调大批干部,帮助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组织和区、乡政权,使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为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东北军,罗荣桓经常派干部或依靠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向其高级将领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并与他们互通敌情,策应其与日军作战,在其与顽军作战中多方面给予支持等,使东北军大部能与我军友好相处或保持中立立场。在罗荣桓等人的努力下,东北军内发生明显变化,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1940年9月,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徴流与日军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与第333旅旅长万毅率部成功发动“九·二二”锄奸运动,控制了57军军部(缪徴流逃脱)。1941年8月3日,常恩多于生命垂危之际,率部摆脱国民党的统治,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顽固派,罗荣桓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了坚决的斗争。1939年12月底,顽固势力费县县长李长胜,制造了屠杀八路军的“官里庄惨案”。罗荣桓根据形势,充分发动群众,挤走了李长胜。针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罗荣桓等率部进行了有力回击,如在湖西反击周侗、冯子固等部的封锁,在鲁南沉重打击张本枝部及地主土顽王洪九、李以锦等部的骚扰,在冀鲁边区打退刘景良等部的进攻,在滨海区发起三次甲子山反顽战役。这些反顽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决定派其嫡系李仙洲入鲁,接替于学忠,以确保其在山东的稳固地位和对共产党的绝对优势。李部对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呼吁毫不理会,而是遵照“先奸匪(指共产党、八路军)而后敌伪”的反动方针,疯狂进攻冀鲁豫边区和山东两大抗日根据地。针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罗荣桓决定采取“东放西堵”的战略方针,礼送于学忠部出鲁,坚拒李仙洲部入鲁,终于争取使于部不等李部到达便撤出山东。经与伪顽势力的激烈争夺,收复了于部占领的沂蒙和诸、日、莒山区,新开辟解放区2000平方公里。李仙洲见入鲁无望,也于八九月间率部撤回皖北。罗荣桓果断把握历史先机,成功阻李入鲁反共,体现出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1943年9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刘少奇的名义致电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指出:“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
在发展和巩固山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罗荣桓将统一战线政策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灵活运用,改变了山东三角斗争的形势,使我军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大大提高了我党对敌斗争的地位。在其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独自撑起抗战大局,真正成为山东抗战的中流砥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