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杜瑞芝陪同习仲勋在农村与基层干群交谈。资料图片
林若、朱森林、杜瑞芝3位同志谈论回顾改革开放30年。资料图片
杜瑞芝(右)和杜润生两位对农村改革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二杜”在一起。资料图片
杜瑞芝同志是广东省农村工作的老领导。自1950年12月南下广东后，全心全意、全神贯注、全力以赴于“三农”工作上，并为之奋斗了60多个春秋。特别是在广东农村改革的早期，他进行了许多“先行一步”的探索，留下了农村改革的精彩篇章。
为“包产到户”推行开道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的湛江、惠阳等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穷队也纷纷实行包产到户。当时，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对搞“双包”（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想不通，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搞资本主义”。对此，杜瑞芝同志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他认为，包产到户，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对于农村出现的这种新生事物要热情对待，不要“对新情况一知半解，对老经验一往情深”，或者见了新生事物假装不知道，不敢表态，“不点头，不摇头，天天等‘红头’（文件）”，而是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于“点头”，勇于担当。杜瑞芝同志说：“我们广东搞大包干是从困难地区开始的，为什么呢？活不下去了”，“‘双包’的最大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问题”，“民是国之本，民以食为天，民生第一大要务就是解决吃饱肚子问题”；农民搞“双包”还有个“三反对”问题：反对平均主义，反对瞎指挥，反对苛捐杂税。
1980年3月，杜瑞芝同志借到湛江地区检查春耕生产的机会，深入调查当地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发现，凡是增产的地方，都是暗中搞包产到户的。他由此得出结论：“搞包产到户总比让老百姓逃荒饿肚子好。”于是，他实事求是地整理了湛江地区包产到户取得成果的多份典型材料向省委汇报，一再呼吁，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不要硬纠强扭，不要与农民群众搞对立”。1980年6、7月，杜瑞芝同志又带工作队到惠阳地区紫金县蹲点调查两个月，连续两次向省委和省农委党组写报告，认为“包上缴”好，群众最怕“打大捞”，应顺应群众要求。他说包产到户“是调动群众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政策，没有必要强调只是权宜之计”，“也不要采取仅仅是‘允许’的被动态度”。他的两份调查报告，得到当时省委杨尚昆同志的充分理解，说“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报告了”，并批示将报告发给省委常委和正在省里开会的各地（市）委书记。
1980年9月至1981年7月，杜瑞芝同志在代理惠阳地委书记期间，竭力在全区推行包产到户，为全省包括富裕地区带了个好头。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明确支持杜瑞芝同志的主张，广东省范围内结束了“包”字之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各地迅速推开。
杜瑞芝同志积极参与了从1982年到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五个“1号文件”的调查、研讨、起草工作，并被戏称为杜润生改革团队的“四路诸侯”之一，对推动全国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